偶像VS经典 - 『华东分会』 - 齐秦歌友会－－中华齐秦歌迷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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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8 01:01 | 只看该作者

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发布: 2009-2-06 07:43 | 作者: 刘溜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溜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 ——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 很快徐晓成为《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
      1974年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 北岛说。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
    《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               刘溜 “《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经济观察报：我原来以为《今天》只是诗歌刊物。               北岛：《今天》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后来说《今天》是个诗歌刊物，是因为诗歌影响大，往往遮掩了其他门类的光芒。比如，《今天》的小说很重要，出了像史铁生、万之、刘自立等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家，领风气之先。而评论也并不弱，包括像阿城、黄子平等都是先在《今天》崭露头角的。               经济观察报：你和芒克、多多他们后来都被归入“朦胧诗派”，但你认为你们是“今天诗派”。               北岛：有个误解。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是我的朋友，他把《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分别发在《诗刊》1979年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上。《诗刊》当时发行量很大，超过上百万份，无疑对“今天诗派”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后来官方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却不能提到《今天》。由于缺席，就只剩下“朦胧诗派”这个官方标签了。               经济观察报：《今天》在当时已经是个禁忌了吗？北岛：当然是禁忌。除了一小部分《今天》的读者，大多数人无法得知所谓“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能否谈谈“今天诗派”（或“朦胧诗派”）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北岛：去年在澳门举办的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个复旦的教授，居然说“伤痕文学”也包括所谓的“朦胧诗”，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他说，你既然研究 “伤痕文学”与“朦胧派”，怎么连《今天》创刊号都没认真读过？我们在创刊号上惟一的评论文章，就是针对伤痕文学的，评的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               经济观察报：批判“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北岛：“伤痕文学”基本上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性表达，使文学再次成了工具，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我看这些教授脑袋进水了，抱残守缺，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连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今天》是一个纯文学杂志，但很多人还是会把《今天》跟**联系到一起。               北岛：所谓“纯文学”只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意义，那是**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的反抗。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初民刊很多，写诗的人也特别多，知名诗人有很大影响力。               北岛：《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是精神的能量，语言的能量。这和精神与语言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有关。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转折期，诗歌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诗人甚至一度扮演了类似如今歌星的角色，那也是反常的现象。直到1985年，特别是1989年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中国，诗歌重新边缘化。这一**的尾声是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叶文福、舒婷、杨练、顾城和我都去了。叶文福最受欢迎，他写的是**讽刺诗，比如有首诗叫《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非常直接，针对社会上的**现象，比如，将军如何占据幼儿园建造了自己的住所。               经济观察报：没听说过叶文福。               北岛：在诗歌节期间，叶文福被几个女“粉丝”包围着，有点儿像毛泽东。我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叶文福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而毛泽东是晚年的叶文福。”他在舞台上朗诵时，听众中居然有人高喊“叶文福万岁”。他真的可以发动一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也会成为**的根源。               经济观察报：复刊后的《今天》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吗？               北岛：在海外复刊后，《今天》一度处境尴尬。首先是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处于低谷，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说，孤悬海外，读者非常有限，加上财力人力上的种种压力。我们为此作出调整，继续寻找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同时，我们把部分注意力转到文化批评上，支持那些边缘化的艺术门类，比如先锋戏剧、独立电影等。在海外复刊后，《今天》编了很多专辑，大的就有40多个。我们下一期编的是“建筑与都市”专辑，讨论中国城市建筑的问题与危机。               经济观察报：你刚说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是哪些问题？               北岛：首要的是批评的缺席，现在不仅是美术，也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等各个门类，都有这样的危机。不仅没有严肃的批评，甚至各种直接或变相收买的**现象泛滥成灾，这首先始于美术界和电影界，现在已蔓延到各个领域。如果再不正视这一问题，中国文化就烂透了。尽管《今天》影响有限，但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春季号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就是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专号，这样严肃的批评在国内几乎已销声匿迹了。今年的秋季号和冬季号连发了两期“七十年代”专号，通过集体的回忆来改变历史书写的方式，展现七十年代特殊的质感。               经济观察报：作这些批评你们没有压力吗？               北岛：《今天》的好处是，有商业化的压力，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商业化的压力在编辑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没有广告，不考虑任何商业诉求。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当然，我们得想办法募捐筹款。在这方面我们很幸运，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贵人相助”。               经济观察报：韩东说《今天》的启示在于，“独立身份以及思想自由的必要”，你觉得这两点总结得准确吗？               北岛：我不知道韩东做过这样的总结，只知道他为《今天》三十周年所写的感言中这样说：“‘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               经济观察报：食指刚刚过了六十岁生日，你把他视为新诗的一个开创者。               北岛：对，我们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是1967年开始写作。正如我在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录《断章》里所写的，第一次听到食指的诗时，我们都还在写旧体诗，这显然与毛泽东有关，他的37首旧体诗词我们当时都会背诵。1970年春天，我和两位同学到颐和园划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站在船头朗诵了食指的一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那些诗句对我产生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都不太了解食指，最多知道他的《相信未来》。               北岛：这很可惜，食指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虽说自1973年精神失常以来，他的写作没有早期的那么出色。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很多诗歌朗诵会，你喜欢朗诵吗？               北岛：起初一点都不喜欢，我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公共场合，但后来在国外待久了，朗诵成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在美国，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美国诗人都靠朗诵为生。               经济观察报：开始不喜欢朗诵，后来有所转变？               北岛：我在我写的散文《朗诵记》里谈到，除了内向的性格，还有早年的朗诵经验对我们的影响。过去**式的朗诵方法，声音特别夸张，高八度，字正腔圆。在八十年代有个殷之光朗诵团，他们代表的就是那种朗诵方式。我们后来有意识地克服这种朗诵方式，追求一种比较自然的与呼吸有关的音调与节奏感。朗诵对写作是必要的调整，你会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停顿。美国“黑山学派”提出了朗诵与写作的关系，特别强调呼吸的重要。“黑山学派”是美国“垮掉一代”的重要分支。               经济观察报：你曾批评过，美国六七十年代后的诗歌主流是叙事诗，你不喜欢叙事诗？               北岛：这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系。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主流，诗人也大部分中产阶级化。自五十年代末美国大学建立了创作课，把一大批出名的诗人网罗到大学，成了教授。总而言之，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写诗就会变成一种文字游戏。而叙事是英语文学的传统，没的可写，就往叙事上靠，写自己身边琐事，比如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牛奶坏了、狗丢了，等等。我在美国教书时，特别在课程安排上声明，我反对的正是美国叙事性诗歌的主流，故特意选择二十世纪国际现代抒情诗作为教材。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讲过希尼？不过希尼的诗也是比较叙事性的。               北岛：没有。其实我是他的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86年就翻译过他的诗，只是没有发表。但我并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叙述跟抒情是不是被分得太开了？诗是可以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北岛：其实写叙事诗并没什么错，关键还是怎么写。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少出色的叙事诗，像《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长恨歌》，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卡佛吗？               北岛：喜欢。不过看卡佛最好看英文原作。我跟苏童讨论过这个问题。苏童的英文并不太好，但为了掌握卡佛的精髓，他查字典把卡佛的原作几乎通读下来。卡佛的小说非常微妙，那种微妙很难在翻译中传达出来，我看过一些译本，都不太够味儿。               经济观察报：他也写诗。               北岛：我跟他还有点儿渊源关系。我从1999年起在美国柏罗伊特学院教书，每年秋天都去，只教七个星期。有人捐钱设立了专门的奖金，每年请一位美国作家来教书。这个项目最初是为卡佛而设的，那是1988年，结果卡佛那年病故了，由卡佛的夫人顶替。               经济观察报：我所知道的是，在国内的诗人中，你比较欣赏的是张枣和柏桦。除了他俩，还有其他诗人吗？               北岛：是的，我挺欣赏他们俩的。他们两个同是学外语出身，具有双重文化的背景。柏桦有点儿可惜，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有很强的张力，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冲击太大，他曾做过书商的“枪手”，编写了一百多本书，靠此维生。这种生存的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转向中国古典诗歌，但都没有他早期的诗那么好，遗憾。这些年国内的诗歌，我读的不多，故无从评价。《今天》原来是张枣和宋琳做诗歌编辑，最近由廖伟棠接手做诗歌编辑，与宋琳合作。廖伟棠年轻有为，希望通过他能和更多有潜力的年轻诗人保持接触。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到，美国把这些诗人、作家请到大学里教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了他们的写作，你后来也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你会不会担心给自己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北岛：外在条件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再说我大半生都在动荡漂泊中，过几年安稳的日子不会轻易代替我的过去，不会轻易改变我，当然也要保持警惕。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大学当客座教授或驻校作家，都是临时的、短期的，东奔西跑，居无定所。我终于在香港得到稳定的教职，但愿能利用生活的稳定多写点东西。 “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               经济观察报：你平常怎么关注国内的情况？               北岛：国内只是我的关注点的一部分而已，这和我的阅历有关。这些年走南闯北，比如我去过中东，中东的冲突就会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还有在这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我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会在世界各种文化活动经常见面。               经济观察报：你大概已经习惯了经常旅行吧，在路上也能写作吗？               北岛：我形容我的生活就像钟摆的两极，旅行变成生活的一种常态：在家就会想念旅行，在路上又会想家。这些年我已习惯在路上写作了，尤其写专栏，到期要交稿。有时候在飞机上也要写。               经济观察报：你住过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地方，你觉得哪儿比较适合自己？               北岛：这就是像你这样不太了解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提的问题。其实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到一个新地方要尽快地适应环境，比如要马上了解，到哪儿能买到酱油和醋，到哪里去租车。这就像动物，尽量保护自己。而且不能太伤感，因为不断搬家，总不能对每个地方都伤感吧？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你不是游客，要保持生活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不以场景变化为转移的，这是漂泊者的重心。               经济观察报：你在《断章》中提到拉赫玛尼诺夫曾激荡过你们的心，你从小就能听到很多古典音乐吗？是不是主要来自俄苏——就像文学那样，你听的古典音乐是不是主要还是浪漫派的（俄苏和德奥）？音乐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金斯堡和爵士乐、摇滚乐关系很大，你喜欢爵士和摇滚乐吗？崔健接受采访，问他对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有哪些，他首先提到“朦胧诗人”。你和崔健有接触吗？               北岛：我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纯属业余爱好。随着时间推移，我从浪漫派转向古典派，从交响乐转向室内乐，甚至越来越极端，只喜欢听独奏。我也喜欢爵士乐，特别是早期的爵士乐，喜欢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羁无束的感觉，而大多数现代爵士乐越来越冷，就像现代人一样，好像被冷冻似的。我完全不懂摇滚乐，但我喜欢崔健，特别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就有我刚说的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和崔健有过几面之交，有一次还一起过生日。我们是同一天生日，我比他正好大一轮。               经济观察报：印象中好像好多诗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诗人就是不断地回到童年。你对这话怎么看？你重视童年经验吗？这种回顾跟写作状态有什么联系吗？               北岛：童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重心。对诗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忠实自己的开始，并保持重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心未泯”。但仅仅停留在童年经验上是不够的，还要从中生长出另一种东西，即“青春风格”，那是一种更成熟更持久的生命力，或许就是韩东所说的“强硬的精神”。我正在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书，讲述我的童年我的北京的故事。其中的片断首先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经济观察报：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一过中年就面临危机，创作乏力，精神萎缩，变成一个掌握世界、不再发问的人，被称为中年现象。你对此怎么看？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北岛：这与我刚才说到的“青春风格”有关。一个诗人应该一辈子都坚持这种“青春风格”，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诗歌本质上属于“青春风格”，它决不与生命妥协，否认衰老否认死亡。正如陈敬容的诗集的题目《老去的是时间》，说出了诗歌的精神本质与骄傲。               经济观察报：你有句诗早已成为名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撇开这句话，好像一个有所理想与坚持的人，大抵会有点英雄主义情绪。你现在对英雄是怎么理解的？               北岛：看来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这首诗。在如今这年代，有何“英雄主义”可言？能做一个人，而不做狗猪牛马就很不容易了。 

[ 本帖最后由力量与美于 2009-3-8 01: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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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id=articletitle>阿城：音乐是种生活方式</H1>
发布: 2009-2-20 00:04 | 作者: 双渐 
 
 
 
<DIV id=articlebody>       双渐：您什么时候开始听音乐？               阿城：小时候。               街头巷尾就有音乐。               比如叫卖，那是有音律的。               有的叫卖是三分损益律的,有的叫卖是纯律的，还有混杂在一起的。音程不同，可以辨别得很清楚。               比如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那个号就有大三度，有小三度。               另外很重要的是中立音，不同民族的音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有些音并不准确落到标准音高上，而是趋近。我们常常说的那个“味儿”，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可以算是文化上的差别。               现在想起来,我的小学不是音乐小学，但音乐课实在是不可思议,从五线谱开始教,视唱。一年级的考试居然是老师在钢琴上弹一个音,要你到黑板上的五线谱上点出这个音,同时到钢琴前再弹出这个音。我考的不错，我是有固定音高听觉的人。我猜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个专业音乐人，她一定有个自己的教育计划。我后来转学到别的学校，****的麻烦是不识简谱，被班上笑话。               我小的时候音乐环境很丰富。现在没有了，周围走着的都变成自己戴耳机的人了。        　　        双渐：许多人喜欢用“懂”与“不懂”来表述古典音乐。我觉得这里面没有懂与不懂的问题，只有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阿城：音乐是直接的，就是频率，直接影响你的状态。音乐不象文字。文字是符号，需要经过学习去解读这个符号，再转换成情感什么的。音乐是频率，从耳朵直接就进去了。        　　        双渐：我刚开始听古典音乐的时候看过一本音乐普及书，里面都是对音符和旋律的“解释”，比如把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始的几个和弦叫“命运在敲门”。结果听来听去，发现音乐是不能这样和某个意思或者场景一一对应的。               阿城：其实这个也没有关系。               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最后会修行到不去理会那是不是“命运”在敲门。你要不接着修行，那就只好停留在“敲门”阶段了。        　　        双渐：一般人听古典音乐常常是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开始进入，听着听着跑到了两极。向后停在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那里，向前停在了**那里。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阿城：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特别有代表性。为什么古典作曲家的作品演奏最广泛？因为没有版权。创作者死后50年版权期限一过，敞开演呐！那是白拣的。               由于有版权保护，演奏现代作曲家的作品要付版税，演奏者和唱片出版人就要掂量了。               美国有规定，每次古典音乐演奏会必须加一个当代作曲家的曲目，这样让老市场带新市场。               要不然，人家活生生等你死！               双渐：您在美国住了很多年，那里的古典音乐市场是怎样的呢？               阿城：不景气。               时代不一样了，古典音乐的观众正在流失。               在美国大型的卖CD的世界连锁店Tower Records里，现在古典柜台都没有了。我八十年代去美国的时候是很大的，你眼看着它萎缩，直到最后关掉。        　　        双渐：国外的古典音乐会是怎么一种情况？也没有人去听吗？               阿城：你知道爱乐是什么意思？爱乐就是“业余”的意思。               伦敦交响乐团，这是政府。伦敦爱乐乐团，这是业余。“爱乐”就是音乐爱好者，最早是音乐爱好者出钱请乐师演奏音乐，后来爱好者成为会员制，是种荣誉，交年费，演出之前有通知，今年有些什么曲目，谁指挥，谁演奏。演出的时候，你就来听。国外音乐会市场，会员制是维持的基础。               所以，爱乐在维持古典音乐市场方面功绩很大。               双渐：可是美国有许多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比如纽约爱乐、芝加哥爱乐、费城爱乐、波士顿爱乐……。               阿城：这些乐团除了维持本地，还要到外地到世界上去转，它不走摊儿，起码我们北京国际音乐节就办不成啦。               七、八月份放假了，有钱人都不在美国呆着。九月份度假避暑的人回来了，演出季开始，歌剧开始唱，古典音乐也开始演了，那些乐团就一定在自己的地盘演出。               双渐：在电视里看过英国的“逍遥音乐会”。虽然演奏的是古典音乐，但形式很特别，不是那样“严肃”。               阿城：这里面反映的不是对音乐的态度，而是古典音乐试图再回到当代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中来。               古典音乐已经成为博物馆的东西。               卡拉扬指挥音乐速度普遍快，快的……就好象是演奏完了要急着上厕所一样。（笑）我心说，您着什么急呀，演出之前这些事儿都解决了不完了？               这是玩笑。其实比卡拉扬快的指挥有得是。               我们如果不了解西方古典音乐市场滑落的现状，就很难体会卡拉扬的苦衷，这苦衷就是他要想怎么把听众拉回音乐厅。卡拉扬自己说，现在人喜欢速度快，顺应潮流。               中国人现在都说 “快节奏”，“节奏”快。错了！节奏怎么会快会慢！？               只有速度有快慢，节奏是拍子，是型。你说三拍子改四拍子，这个可以，型改了。但是让三拍子再快一点……怎么快？快三步，慢三步，要求的是速度快或速度慢的三拍子。               所以现代人要求的实际上是速度要快一些。               卡拉扬把速度提上去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强调弹性。这是卡拉扬的特点，你喜不喜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这对当时的古典音乐市场来说，是有作用的。市场不垮，就还有的玩儿。市场垮了，谁也别玩儿了。               双渐：前几天看了一张瑞士韦尔比亚音乐节十周年音乐会。许多世界级的音乐大腕都出席了，像詹姆斯·莱文、阿尔格里奇、祈辛、麦斯基、克莱默，还有中国的郎朗。新老大师组合，四手连弹，整个演出感觉很娱乐，很“秀”。               阿城：从市场来说，这种方式都是值得鼓励的。秀呀，折腾呀，反而吸引人。因为古典音乐市场实在滑落得太厉害，真需要这样的折腾。               我在台北曾经听过一场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有马友友和林昭亮。               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旁边有一个改建的音乐厅，就在那里演。我觉得他们用的形式不错，在音乐厅的外面架起一个非常大的屏幕，转播放里面演出的实况。凡是花不起钱，进不到音乐厅里面去的人，就坐在广场看大屏幕。演完之后，三个演奏家被指挥拉着走出音乐厅，专门要给广场上的人鞠躬。               那次去台湾是为老侯（侯孝贤）的电影。               有个导演助理，从来也没有听过所谓的严肃音乐。我介绍说马友友拉的音色很好，不妨听听。结果那天晚上导演助理带着女朋友一起去了。我们一堆人就坐在广场听，这小两口从此就听上了。后来疯狂买碟，连连赞叹好听。               那场音乐会结束的时候，马友友他们出来给广场的观众鞠躬的时候还下着雨，都打着伞。这个举动显然对我刚刚说的小两口发生了作用。               就是要闹出这样的动静来！不能总是——这是严肃的，这叫高雅，你听得懂吗？！这就完了。受众一点点剥没了，最后就剩三、五个人，音乐会的票卖给谁呀？票卖不掉的话，这个市场就崩盘了。把古典音乐往“雅”那边推，有毁古典音乐的意思。Classic翻成古典是翻差乎了，应该是经典，经典，听着就离我们近些。               双渐：记得好多年前，曾经听过陈佐煌老师就美国图书馆的音乐资料馆藏发过感慨。他说图书馆的音乐唱片应有尽有，在国内别说一般音乐爱好者，做专业音乐工作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条件也就知足了。               阿城：美国的图书馆音乐储藏很丰富。               即便是一个市（这个市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朝阳区）的图书馆里，几乎全世界的CD都有，你可以随便借。               盗版为什么在美国不流行？因为你何必盗？不必要嘛，到处都可以拿得到原版。你在图书馆里看见唱片，没有听过，不了解那个演奏家，那你就借回家去听。另外，你在大学修古典音乐课的时候，老师也会给你开一些单子，要求你听什么。这些东西学校图书馆也有，市里面图书馆也有。像洛杉矶这个城市是几十个小市组成的，每个小市都有图书馆，然后洛杉矶还有一个大型的中央图书馆。               你如果真想听的话，这些图书馆就足够了。               这些图书馆不仅音乐资料丰富，设施还很齐全。有一个一个的小格子，你可以在那里听，但必须用耳机，不能够出声影响别人。               如果这个城市确实没有你需要的音乐资料，因为你挑的音乐版本太老。只要你可以提供所需CD的编号，图书馆会帮助你寻找。他们会在全国的图书馆系统找，哪个图书馆有，会直接寄到你家，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你听完之后，就还给离你最近的那个图书馆，（包括书也是这样）它整个是一个系统，不必再还到中央图书馆。如果美国境内没有，图书馆甚至还可以做国际链接，到欧洲去寻找。象一些小唱片公司录制的CD，只发行很少的数量。比如你是搞专业的，或者听得特别冷门，它也会找到你需要的唱片寄来。你等着吧，也就是一个星期。               纳税人的钱不是白交的！政府不仅要服务，还要讲究服务质量。               双渐：在美国，指挥家们的声望、地位是怎样的呢？               阿城：不是因为我是音乐发烧友，我才尊重指挥。如果是个做IT的人，不听交响乐，就不尊重音乐指挥了？不是。美国人对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尊重的，不管你从事什么。               这个和中国不好比。这些人会投入很大精力去参加公益事业，比如慈善演出。别管多大牌的指挥，如果有问题，只要你敢写信给他，他就回信给你。比如说你写信说听了他一场音乐会，有一种乐器的声音没有听到。他会回信给你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回信往往还很亲切。他会告诉你可能是因为坐的位置不对，还会建议你下次再听他的音乐会换个位置坐。               在互动的时候你会知道，并非音乐爱好者才尊重他，是整个社会都觉得，他在这方面是个好人。               另外，这些人还有许多让人尊敬的社会职务。               比如伦纳德·伯恩斯坦。在美国，比他指挥更有名气的是他是一个业余救火队员。               美国是个移**家。               最早那些英国人老远的坐着“五月花”过来，好不容易弄了几栋房子，什么最重要？防火最重要。直到现在，救火队员的地位很高。任何**，没有救火车参加，没有救火队员参加，那是不够级别的。每年元旦洛杉矶有个玫瑰花车大**，现场世界转播，消防车队在最前头，每辆车都擦得象从来没救过火似的。救火队的小伙子脖子都和脸一般粗，那都是姑娘们的最爱呀！救火车擦得锃亮，小伙子勾在车栏上，跟下面一打招呼，当场就有姑娘晕过去！               伯恩斯坦是个业余救火队员。               据说纽约有一次着大火，当时伯恩斯坦正在指挥。               专业救火队员不够了，需要动用后备人员。动员令一下，跟打仗一样呀。通知送达，老人家正指挥着呐，结果他把棒子放下说，大家等我一会儿，我先得去办点事。               救火可是头等大事！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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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8 01:14 | 只看该作者

<H1 id=articletitle>当代艺术未及新文化标高</H1>
发布: 2009-2-13 08:04 | 作者: 徐佳和 
<DIV id=articlebody>
——《东方早报》“三十年艺术”专访
 
 
 
       编者按： “85新潮”，一直被视作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因为当年热血沸腾的艺术家在官方艺术之外树起了一面前卫的大旗；九十年代的玩世不恭依然带着对主流的抗争；直到现在，**化的一代诞生时，中国的当代艺术终于赶上了世界列车，却无法站在一个独立的高度，按自己的话语言说。               访谈人：徐佳和（《东方早报》记者）　　               早报：说一下对你影响****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               朱其：影响****的一本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写了一个男孩天生为艺术感召，在极度孤独状态下走完艺术的道路。电影是贝尔托鲁奇的《遮蔽的天空》，这部电影强的开头强调了“旅行”和“旅游”的区别，寓意一个现代人的历程应该在精神上是一个彻底的旅行过程，他不会再回到精神萌芽最初的家乡。               早报：这三十年，除了时间，你身上****的变化是什么？               朱其：****的变化，是经历所带来的对事情结局和人的预感更多的支配了每一次的自我决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更多受幻想、理想和冲动支配。               早报：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朱其：开一家书店，兼带酒吧、艺术空间。               早报：你喜欢你现在的职业吗？               朱其：70%喜欢。               早报：对你居住的城市有什么要求？               朱其：有很好的书店以及理想主义者。               早报：爱情、友情、亲情在你的生活中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朱其：从最高境界，爱情应该是一种意外到来的精神之爱，友情是一种战友之爱，在为共同的信念和绝对目标并肩战斗中形成。亲情是一种相濡以沫，因在日常生活中受难和依存逐渐厚积月累。               美术不过就是时代插图               早报：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发展，应该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自思想的重点在哪里？               朱其：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最重要是文学和思想解放，而不是美术，基本价值观和情怀基本都是思想界和文学界塑造出来的，美术不过就是时代插图。大家看的都是刘心武、蒋子龙的小说，舒婷的诗歌。美术开始受伤痕文学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左右，85新潮在官方艺术之外竖起了一面前卫艺术的大旗，重新将西方艺术从后印象派到后现代艺术近一百年的现代艺术学习了一遍。艺术圈的新一代强调艺术语言的先锋派，逐渐脱离跟社会现实的关系，主要跟西方艺术史发生关系。               第三个阶段：1993年到1990年代末，当代艺术受到主流社会压制，开始绕过本土直接到海外发展，并逐渐因为中国的**背景受到关注，一批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出名，以中国符号和玩世不恭的艺术为主，形成了西方式的“想象中的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模式主要是用西方的后现代语言表达中国的符号和玩世不恭的泼皮态度，并开始影响海外收藏以及国际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和解释模式。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中前期，独立策展、艺术村的生存状态、画廊和双年展模式开始萌芽和建立。九十年代在艺术语言上涉及到新媒体艺术、观念摄影和计算机艺术的探索，到1995年以后，前卫艺术开始转向当代社会的变化和表现对商业社会的消费主题，当代艺术由此真正形成。               第四个阶段：就是2000年以后至今。当代艺术逐渐受到中国本土社会的关注，初步建立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展示和市场体系，艺术资本的介入，使原来的反叛艺术群体逐渐成为社会时尚和商业明星，原来的前卫艺术家变成符号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再有艺术创造，而是重复生产自己出名的形象，并在炒作集团和市场运作下，形成天价作品。在这个背景下艺术界展开了关于艺术和市场资本的辩论，涉及到一个当代艺术主流化和商业化以后，如何重新确立新的价值观和出发点。               中国当代艺术花了20年补西方课               早报：大家一直把八五新潮当作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而您却说八五新潮并不是“当代艺术”，为什么呢？               朱其：85新潮现在的价值是被媒体的宣传高估了。85新潮不是当代艺术，只是一种新潮运动，1980年代，西方已经兴起激浪派。85新潮引进的是滞后的西方艺术语言，学的是西方二三十年代的东西，引进了不是新潮的新潮，不是时髦的时髦。               严格的说，当代艺术三十年代的前二个阶段不算当代艺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一个后冷战社会主义的**解冻期文化的一部分，第二阶段主要是一个恢复对西方的知识背景的了解和尝试西方意义的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艺术（波谱艺术）和观念艺术，并没有真正触及产生于西方七十年代后期的当代艺术概念。               早报：那您觉得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该从何时算起？               朱其：当代艺术三十年仅仅是恢复了曾经中断了的现代艺术的进程，是二三十年代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等正在进行的现代艺术的延续。1970年代末重新衔接上了这个过程，80年代是一种补课，补充的是二三十年代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这些在当时上海的报刊杂志上早已有过介绍，只是解放后的青年人不知而已。我们用了二十年重新补课，一路急追，直到把徐悲鸿、鲁迅当年早已知道的东西补完了。到1995年左右把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课补上，信息才开始与世界艺术同步化。               真正的当代艺术从95年开始，95年是个标志。社会的转变带来城市景观的变化高楼大厦、麦当劳等视觉资源的变化，带来创作题材的转变，“70后”也是一个标志：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代其艺术以消费社会的文化经验和**化的人格为基础，并注重自我感觉的表达。               96年举办第一届上海双年展，香格纳画廊也在上海落户，本土艺术体制建设这一块主要是在90年代。               到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对于西方的学习过程已经全部走完。               当代艺术图像的语言方式还是西方的               早报：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正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其他国家有没有过相似的发展阶段？               朱其：中国当代艺术目前处在相当于美国五十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时期，美国五十年代艺术语言的概念来自欧洲的，语言气质有了自己的感觉，美国在完成了对欧洲学习之后产生了自己的波普艺术等等，开始表达自我感受和经验，与中国崛起后的新气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早报：现在把所有的艺术都认作是当代艺术，近十年来创作的艺术全部归到当代艺术的篮子里去，你觉得该如何判断当代艺术？               朱其：现在叫不叫当代艺术已经不重要，这个词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关键在于艺术有什么价值。首先在于语言的创造性：中国当代艺术过去三十年主要是一种对西方现代艺术语言进行半模仿半改造的运用，虽然不再像罗中立、何多苓他们一样直接照搬西方语言，但在世界范围还缺乏原创性。艺术也不是产业和商业，商业和产业的意思是成批生产和复制一个样品，并追求利润****化，真正的艺术不可能是批量生产的。现在很多知名艺术家批量生产自己的作品风格，这就是艺术的生产化和商业化。图像的语言方式还是西方人的，王广义虽然画的都是中国形象，画的图像方法还是西方的，笼罩在模仿的阴影里。               还有一个价值观的高度：艺术尤其是前卫艺术价值观是跟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坚持艺术家的自我独立性，并对社会有批判和反省，艺术不是娱乐，真正的艺术要承担文化的创造责任和表达社会良知。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评估问题，你不能因为市场的原因过高估计了当代艺术，从价值观上来说，我们处于社会主义**解冻时期的文化高度，还没有真正走到人类自由的精神高度，三十年对中国是有意义的，对世界没有普遍意义。1991-1993方力钧他们表现的玩世不恭，文化精神上虽然比伤痕美术时期还下了一个台阶，但总比没有表示的表示好，当时主流也会**玩世不恭，但对玩世不恭的艺术评价过高也是有问题的，他跟三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还是有差距的。相比较现在的**化人格，文化上，整个三十年是一个人格萎缩的过程，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责任感正式丢失。当代艺术处在一个摆脱了非主流困境但尚未站在中国新文化的高度。               2008年12月25日《东方早报》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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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8 01:45 | 只看该作者

一个诗人的深圳史
发布: 2009-2-13  作者: 王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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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一个城市和一个人看来没关系，其实，它就是潜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钢筋水泥。
                最开始知道“深圳”这两个字，文化大**还没开始，有一篇报告文学《车从深圳来》，收在名为《小丫扛大旗》的一本书里，写的是从大都市香港经过小镇子深圳到达广州的广九铁路女子包车组和香港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做斗争，小孩无聊乱翻书，细节全都忘了，到底什么叫“香风臭气”，还有“圳”字的少见，所以一直都没忘记。               1985年4月，我从罗湖火车站下车，头顶上是稀疏的竹棚，阳光向地面泄露细碎的影子。深圳，还没什么城市的雏形，少数地方是刚被翻开红土，更多的是荒野和小山，芦苇丛长得疯狂。以后的年头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街上经过着几乎没乘客的公交车，售票员拿一面卷成棍子的三角小红旗，探出头来敲着车厢，喊叫着路人避让，表示它要转弯了，那一带当时叫人民桥。               刚来深圳的第二天，我和某人有一段对话，闲谈到一个当地女孩的诗：出门闻到稻子香。对话者是老宝安人，对稻子有感情，很推崇那首诗。               他问，你觉得深圳这里未来会怎样。               我答，不好说，它还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功能。               那人问，将来呢，我广州去过，能不能比得了广州？               我不知道这些黄土能不能变成广州，就说，只要比我去过的广西小城梧州强就行，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要像个赶马车的。               后来，它就紧贴着我们的日子不停地变，我看谁都不知道它能变到哪里去？               被绑的孩子               我哪会想到，被我所经历过的就这样成为了历史。完全透明甚至感觉还热着的白开水，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色泽沉郁的浓茶。               我记忆中最初的深圳是个未知的大工地。从圆岭住宅区向空荡荡的西南方向望，红土滚滚里可见的惟一建筑物是今天的天虹商场。如果把我当年离开在圆岭的家，一路去天虹商场所走的线路标示在2008年新版地图上，简直是一条荒诞之旅，只有超人才能斜穿过这之间几十栋高楼的大堂和钢筋水泥柱。               夏天，没什么方式能消磨炎热的夜晚，我们这些新移民漫无边际沿着空马路走。发现远处一片低矮席棚下面逆着光跪了一个人，矮小，长头发，像个女人。一行人中有做记者的，有新闻敏感，他说，有新闻了，是拐骗妇女的！说着就跑，穿过野生的芦苇和发出恶劣气味的水坑。               那是**荒地中一个由废旧汽车轮胎围成的废品收购场，席棚前跪着个十岁多的男孩，佝偻着垂着头，倒背手被绑在木桩上，又黑又瘦。经营废品生意的老板出来了，潮州人，棚屋前露天摆着功夫茶摊，几个赤裸上身的年轻人蹲在一边咕嘟咕嘟抽竹筒里的水烟。老板说，是个贼，偷汽车轮胎，而且不是一次，是惯盗。老板说着说着，自己发了火，猛然起脚，狠命踢了那孩子一脚。那孩子不仅不言不语，连头都不抬，只是向前踉跄。记者制止老板，说他还是孩子。没想那老板暴跳如雷说，他是贼！比他细的崽我都抓过，全是贼，几个一起来偷，好彩今天我抓住这个，没让他们全跑了！我们拿出记者证，责问这老板私设公堂，犯了法。他并不怕，说私刑算什么，我抓一个就斩一个手，看他还敢不敢偷！越说越气，又冲过去踢跪在地上的孩子。我们说找派出所，老板很不屑。               我们四处看看没路灯的空地，到处堆放钢筋水泥铁皮木板，谁也不知道派出所在哪。               就在我们想追究眼前这个凶老板的时候，一阵混乱喊叫，那个孩子跑了，地上滚着轮胎，几个打工的疯狂跑去追，那孩子逃得真快，眨眼消失在茅草中。               傍晚遇见小偷这事，被记者连夜写了，第二天发在报纸头版，算重要新闻。               街头冰室               冰室是什么东西？               它的出现到消失很短暂，在我们旁边擦身而过，再没复出过。按照旧说法，它就像一场“眼前过”，早年的乡村放电影不叫放电影，农民们夹着板凳说，瞅“眼前过”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的工棚间出现不少临时搭建的小店，离着还好远，已经看见手写的“冰室”两个不太美观的字，不知道又冒出了什么新奇时尚东西。我最早去的冰室，大约在今天深圳荔枝公园西门到已经拆掉的几家花鸟鱼虫店之间，当时的深圳图书馆还没完工，红泥浆里陷着挖掘机。那间冰室是个简易席棚，里面有得坐，人一进去，惹起**蚊子苍蝇。我们满脚踩的泥，从冰室里端出一杯带冰茬的水，色彩绝对鲜艳，看着透蓝的天空慢慢享受。               大约在冰室存在的同时，街头少数银行酒楼崭新的茶色玻璃门上出现两行竖排字：冷气开放，推门请进。有个从北京来的大学教师恰恰被这两行字给震慑了：连空调都开放了，收费必然高，请进去的不单是你本人，更是你口袋里的人民币。那种紧闭的门他绝不敢进。               对于北方来的人，这蛮荒之地的湿热实在可怕，来了又退回去的同样不少。               你到深圳那地方做什么               有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写一个爱管闲事又老套的邮差对新搬进社区的一对嬉皮士青年的疑虑和监视。我几乎不买小说的，大约1986年，在一家现在早已经消失的书店里看到它，立刻买了，完全是以为它的书名，被那种质问的句式。               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               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2003年的夏天，我和儿子在华强北顺电商场门前，这个全部童年记忆都在深圳的年轻人说：你知道眼前这些急匆匆冲红灯过街的人都是为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字：钱。哪个的奔波都是为了钱啊。               他是被我们带大的孩子，更是被这个城市带大的一代，是眼见着理想主义蜕变成为拜金狂潮长大的，他有资格有体会，所以能一语中的。               我说过，特殊的年代，几年就出现另一代人。进入1990年代，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们好像集体校正了准星，目的惊人地一致，对准了经济**。内地一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医生认真地问我：如果我去深圳，能拿到现在报酬的几倍，收红包很普遍吧？               世界上先南辕而后北辙的实例不少见，我们作为直接亲历者不失落也不惊奇。但是，我在2008年3月几乎整月的漫天阴霾里想，谁会想到，我们头顶上的天会变成这样？               华强北的23年               深圳华强北只是个地域名称，但同时它又在华强北这三个字后面饱藏着故事，如果低于百年的历史也可以称作沧桑的话，我见到的华强北虽然不过23年，却早已历经沧桑。               第一次进入华强北，见到空荡荡一片工业区，编号的仓库，高门矮墙，偶尔经过一辆载货车。有个朋友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地看看，他住一幢厂房，幽深的长走廊，远处有装卸金属块的轰响。我们说，还有人住这种地方？是在华强北这朋友的临时住处，我第一次看到了录像，1985年的夏天。下楼走很远，有挑担子卖西瓜的，一毛五一斤。切成条的瓜，全摆在街上，苍蝇蚊子都钉在上面。               进入1990年代的华强北，街西百米之内坐满了找零工的人，背后是越长越高的夹竹桃，花开得正茂盛。每人脚下一张硬纸板，写着泥头车，中巴，是应聘司机的。还有西点，川菜，鲁菜。写高中物理，英语的是家教。卖旧货的写二手368。大多数时候，街上没什么人，只有这些等工的人，有人拿纸板占着位置，跑到夹竹桃下面摆象棋，没见谁急不可待惶惶难以终日的。               渐渐，想来这城市找一份事情做的人太多了，到过我家的不计其数。有个女孩才落脚两天就在当时的华强南路人才市场找到工作。她来我家吃饭，临走跟我要七毛硬币，给她一块，她坚决不要，说坐一次车七毛，为什么多给公交公司三毛。后来听说她每天只吃一餐饭。找到一家公厕，每次收费两毛，还可以冲凉的。这个小姑娘，又是我最早看见带传呼机的人之一。我说，养一个机器还不如先吃饱了肚子，她说call机就是机会啊！现在这孩子早已经去了北京，买了自己的楼。               今天，购物者接踵喧闹的华强北，没人知道曾经有多少人在不同时间以什么样的心情出入这里。               大约3年前，我路过华强北一条相对僻静的小路，靠人行道蹲了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黑塑料夹完全挡住脸，脚前一只旧式黑皮包上，用白粉笔写了两行字：我饿了，哪个好心人给我一点吃的，给我一份工作。没谁注意他，人人行色匆匆。我先经过了，再回头去看一眼，等我回味写在皮包上的那段话，已经转过街，走到当年种夹竹桃的位置。我想，也许，那人是真的遇到意外困难。一小时后，再经过那儿，不见人影。
 
养育一棵假槟榔树               1986年的春天，深圳大戏院一带绿化，一棵一米多高的小树被扔在路边，问穿高统胶靴的园林工人，他们说这树死了，栽下去也是活不成。看它倒在路边真可怜，拿出记者证和工人商量，傍晚的时候，园林公司的车把死树给我们拉回了家，告诉我们这叫假槟榔。               就是人们常说的死马当着活马医，我们把它浅浅地种在院子里。               并不是特别喜欢植物，当时的人没什么环境绿色概念，也不是特别喜欢这树种，木棉凤凰菠萝蜜都好看。关键是人刚离开寒冷凛冽的北方，见到所有热带的红花绿叶都新奇都珍惜都不忍遗弃。恰恰被我们碰到了的是这一棵，是它更是我们的福。               没做什么特殊的养护，只是想起来去浇浇水，它开始复活了，从高不过人到十年后超过了四层楼，现在已经向六楼长了。它日夜不息地用它的长叶子摩挲天空，十几年里，谁来我家都要先经过它，都忍不住仰头看看。我拍它越来越粗的树干，总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它是隐形大象的一条腿，其余三条腿在哪，谁也不知道。               由我们养育的假槟榔现在还竖立在下步庙，继续发叶继续生红豆继续茁壮。我们到北京到成都，包括到巴黎都有人问起，说你们还住在院里有一棵树的那个家吗？               现在我们搬离了那个小区，只有树还在，树干上有刻了阿拉伯数字为证，曾经记录了它这一生落过的叶子数目。               沙头角的惊心动魄               曾经，人们去沙头角很隆重，因为路远，又要再办边境通行证，还因为想买的东西太多。三个理由相加，去一次肯定要逛整整一天。               去沙头角购物的人最多，另外，远道来看深港间界石并拍照留念的有，冒险在外衣里夹带免税相机的有，买本香港印刷品坐在街边看完扔掉的有，二十块港币买八只芒果吃完就走的有。我的一个熟人，一过验证大厅，任家人去购物，他早早找间快餐店坐等，他要等到中午专门为吃一碟港式快餐，他坚持说那味道是深圳这边做不出来的。不过塑胶盘子里一份白饭加豉汁排骨，插两根塑料筷子。               哪个人去沙头角都没有我一个画家朋友紧张，他是准备逃到香港去。               画家充分体现了“秀才”的无能。逃港其实没那么难，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临界处还少吗，河海山，一应俱全，但是，画家仔细分析了，最好的逃港地是沙头角。地点早已确定，他还迟迟不逃，要实地侦察。据我所知，他起码侦察了三次。他的经验是，要办个三个月长证，学几句简单粤语，等一个阴雨绵绵的天，穿拖鞋披雨衣，慌张急促左右顾盼都忌，从容“猫低”跟住一辆运货的平板车。               经验都已经尽人皆知了，可画家本人还在深圳，隔一段去一次沙头角，第二天又见到，拍手叹气说没有好的机会。               最成功的一次他过了港英地界，当时那里一棵小凤凰树，有香港**守着。画家兴奋得心跳，跟没了平板车又跟路人，经过一家电影院，看见巴士站，有**验证才能上车。画家怕得要命，快步往回走。我们取笑他，没有逃港的胆，就不要逃了，他说不行，这是我的信念！画家后来去了美国又回了中国，折腾来折腾去，又转回来了。沙头角，我也超过十多年没再去。它衰落了。               因为公事，我曾经在沙头角中英街住了一星期，1997年前，没硬性安排采访，每天胡转悠。观察中方边防军，又观察香港**纯黑**银警章，偶尔闪现在曲曲弯弯小街的香港一侧。当年沙头角的清晨，像晨练一样，许多上年纪的港人从香港那边，那棵不大的凤凰树下过来，到中英街上唯一一家属于中方的沙头角酒店饮早茶，图的这边悠闲便宜又地方宽敞。当时我住在酒店楼上，每个早上，人还没下到底层大餐厅就听到滚滚人声，满眼的广东式熙熙攘攘，毫没顾忌的前呼后应，茶壶盖子四处脆响，老年妇女暗紫色花裤衫起落。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午，从香港那边过来喝早茶的老太太，稀疏的头发上扎着红红绿绿的毛线头绳，双耳朵下垂给金首饰坠穿了，软软地难看地拖着。她们高声喧哗，把大堂全坐满，直到中午才散去。对比小街上推平板车捡拾杂物的老人，她们活着就是神仙了。               骑辆单车去蛇口               骑辆单车去蛇口其实没什么，有人骑车环游世界呢。               但是，当你没办法，没选择，必须骑单车在泥里颠簸三十公里，就是件痛苦事。               1985年，两个朋友要去蛇口采访，急等交稿，香蜜湖一带正修路，坐中巴只能更慢，他们只有骑单车。晚上回来讲，去的是日资工厂，见了人还要盘问有没有预约，这么远骑来了，没预约还不见吗？他们两个骂日本人。               我来深圳第二天就去蛇口，坐的中巴，有窗帘有音乐有空调还略带香水味，车是日本进口的。当时有人告诉我，识别空调车，就看车顶有没有额外突起一层。一路红尘滚滚，好像为了节省，中巴并没开空调。中巴颠簸到蛇口超过两小时，现在不塞车半小时都不用，我去蛇口，到黄宗英的电影公司看长影的同事，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的责任编辑。在他家第一次看了香港电视，麦克尔·杰克逊和一群伴舞又扭又跳。来深圳前，在广州的沈宏非把香港出的“百花周刊”寄到北方，每期不漏，我知道了这个刚红起来的黑人歌手，而见到他的形象恰恰在蛇口。               1985年的蛇口没有公共汽车，我和人说，没有公共汽车的地方，只能是乡村。后来，过了好几年，蛇口依然没有公共汽车，白天和夜里，它都是座空旷幽静的城，只有上下班时间，街上才见骑车走路的人，都穿统一**的打工者。               当年骑单车去蛇口采访的人，都还是常见面的好朋友，一个开本田，一个开路虎，按来深圳的年限算，两个人开的都是太一般的车，比他们晚来十年开上奔驰的多了。看来赚钱不在先后，追寻理想自由却是有先后的，现在，谁会为自由来深圳？都去丽江束河拉萨了。               住到屋顶上               如果哪一个人在2008年说，他将要搬到某某住宅的顶层，这显然是通报好消息。               广告教导我们：屋顶有复式，屋顶送天台，屋顶视野好，屋顶有品味。广告又附带一句：地球人都知道。这大约是局限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些地球人。               十几年前，一个朋友兴匆匆来报，说单位终于给他安排住房了，在红岭红荔两路交界处一办公楼顶天台上临时搭建的铁皮屋。深圳这么恶毒的夏天，天台上几平方的铁皮屋也住得人？他当年悠悠然住得美好，常常步出小屋，整个天台一人独霸，中秋以后的深夜，漫天的凉风只吹他一个赤膊的人。               北方的屋顶，多数是铺了瓦的斜面。雪天的瓦白了，被极透明极柔软的夕阳照成金金的，金光里每户人家突起一根灰烟囱。远远地观察每一缕烟，分得出风向的东西，分得出屋子主人家烧的是干劈材还是湿煤粉。我童年住在两层小楼的底层，1967年的夏天，中学红卫兵把整个二楼占领了，那时候，二楼的天窗已经算那一带的制高点。几个毛孩子干的暴力**，就是向不远处的中学偶尔放放冷枪。我读书的小学校礼堂，早年曾经是教堂，尖顶可以和**的了望楼比高。教堂最顶尖有一片铸铁的公鸡，昂着头。风大的时候，铁鸡疯狂旋转，很快转得不见鸡形儿。               除了红卫兵和打扫烟囱的，再没人上屋顶。第一次看到人在楼顶与楼顶之间跳跃，前个人逃亡后个人追逐，好像是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其实最会玩屋顶追踪的是美国人，那年代，美国是坏蛋的代名词，我们只知其坏，不关心其住什么吃什么玩什么想什么。反正美国是坏，二楼是制高点。               前几年，经过龙华一栋烂尾楼，无窗无门却每一层都住了无业游民，晃晃地他们就像住到了半天上。蚊帐床单学步车煤炉，活生生一个底层生活的全开放剖面。十几个孩子在完全坦露的六楼顶层追逐玩耍，没任何护栏。他们才不会轻易坠楼，动物自我调整自我保护自我渐进是最起码的天赋。他们中间也许有人将来住进伦敦最高尚的社区温布尔顿之类，这和我们这些人能从上世纪中期安稳地活到了今天同理。               人居安了并不一定全要思危，他还想活得更新鲜刺激。所以空置着自己的顶层复式去四处爬高，玩溪流玩登顶，北方农民不理解，他们说，那是烧的！               感激电视               有天夜里我经过华强北，看见许多人在街头仰着头，一水水地挤坐在一起，异常专注而又整齐。不是散布在酒楼门外等座位的食客，是围住一家小店看电视的。这种场面好多年没见了，我说。当时，我不由地停下来，霓虹灯那么晃眼，汽车那么密集地吵，他们全没感觉，什么电视节目有那么吸引。看那些忘我的人，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让人感动，我说。同行者认为我少见多怪，说哪天不是如此？               在我们责难电视通俗平庸大众化，完全把观众当傻子胡弄的时候，电视却仍旧抚慰着另外一些人们，电视是他们的大救星。               1985年4月，第一次看在深圳看电视节目，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实在没有比这些俗词更能恰当地表示当时的感觉。电视机多摆放在商场里，属于高消费，街头还不多见。那一年的秋天，在免税商店买了我们到南方来的第一台电视机。当一个人拥有2000块总资产的时候，甘愿拿出1000块去买台电视来享受，这种比例的投入，在传媒发达的今天难道可以想象？               红色尘土扑落后的大街空荡荡，晚上很少行人，经常见到集中在简易席棚前面挺身束手的人们，几十个挤坐着看一台电视。潮湿空气中嗡嗡地底层荡漾着粤语顶层浮荡着粤剧，每个人的正头顶还追随一大束快乐的蚊虫。               当时把特区叫窗口，电视是这窗口上独立开辟的小天窗，向渴望者全无保留地展开着新鲜未知的世界。正是那台用一块人民币兑换四块港币的比值买来的日产电视机，给我们首映了《1984》，《白夜》，《迷墙》，《毛发》，《追梦者》，《约翰.·列侬传》，多了多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十多年来，每个平安夜我们习惯了在明珠台的八点三十档看《雪人回来了》动画片，十多年没看厌过。有人专门录下那节目想送我，可是，录像带不能替代，每年中确定在那一夜，有飘飘的乐声随雪人男孩在屋子角落里悠悠旋转。               我正是通过电视这老师，学会了听广东话，以至今天，当我儿子在北京拥挤的学生宿舍里想跟我说点秘密，立刻会把普通话转换成粤语，我们忽然掌握了这种保密语。往过去想想，禁不住对电视机黑糊糊的塑料盒子心存感激，而当年的那个家伙早就消失了，我们说，换个大的，它被无情淘汰了。我们没注意，在这样无知觉的日子中，我们的心也更换过了多少次。旧话说知恩图报，我们拿什么报答电视呢。               这么快，人们就把喜爱变成了憎恶和讨伐。好莱坞的影片《楚门的世界》里的那个天真的楚门，当他发现他的一生就是供全世界唏嘘窥视的真人秀，他不能再忍受上当，终于找到“大海”的边缘，揭开纸做的海天的一角。我们没什么可揭示，左面是海，右面是天，再明白不过了，什么都知道了反而不好玩了。               我们住过的地方               前些天，又有两个朋友问我：你还住在那个什么什么庙吗？               我说：我搬出庙了。               那个名气不小的又住着人“庙”，听来好像翻开一本发软发黄的聊斋。深圳人都知道深港界河边的上步区下步庙，后来可能有人感觉叫个“庙”不好，改叫南华村，但是人们还是留恋老说法。               我搬离了下步庙，在朋友们的记忆里，它似乎凝固，成了我必然早出晚入的地方。               我曾经说过，我住的地方叫作：上不去下不妙。1985年末搬进崭新的下步庙，路灯还没亮过来，几幢新楼初起，迎门就是**野生的含羞草，开满淡紫的小花朵。对面是繁华的赤尾村，林白在她的一篇小说里直接移用了这个村名。仅从字面上看，赤尾即红尾巴，能联想到鹦鹉金鱼大鸟等等美丽的活物，事实上它在当时是活灵活现的窄巷黑墙小窗污水老树，碉楼下夹杂着茅草过人的荒芜院落，台风一过，银亮亮满街过膝的水。和我们一街之隔的红尾巴村，类似的景象十几年里被城市快速吞没灭迹，谁想探询过去，要跑几十公里去大鹏镇参观。               住在冷清的下步庙，外出吃饭要去有霓虹灯的赤尾村或巴登村，后面这种地方才深藏这城市的底细。早些年我看好莱坞影片《午夜牛郎》，后来又有陈果的《香港制造》，总是立刻想到深圳层面深厚的老屋村们。我曾经的本职工作是电影剧本，对故事有特殊的感觉，每天我们被密匝匝的故事细节挤着，挤得久了麻木无知觉，哪个人的活着不比电视连续剧精彩又多悬念？               一个出国多年再回来的朋友说，你们住的社区简直不敢认了，南方的树长得惊人的快啊！               转载自《生活》</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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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8 01:54 | 只看该作者

<H1 id=articletitle>我与艺术</H1>
发布: 2009-2-27 08:36 | 作者: 王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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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是一个大题目，写它肯定是件冒险的事。更何况它除去大，还十分耀眼，到哪里都顶着一圈光环，显着神秘，透着崇高。此外它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世代代激励着无数人的心：雄心，爱心，野心，事业心，虚荣心…… 虽说在每一个国家或朝代，艺术常常显得叨陪末座，可它向来比任何宗派、主义、学说、守则生命力都要长，它可以说是青春永葆，弥久日新。**可以风云变幻，时代可以更替消亡，而艺术几乎是不死的。当玛雅文明从地球上神秘地消失时，它的艺术却一直存活至今。不夸张地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全都是由艺术当驿站的，如果没有山顶洞人给我们留下的打磨染色的石块，河姆渡人的古拙陶器，阿尔塔米拉猎人的岩画，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我们几乎没法了解被岁月泯灭了的遥远古代。只有艺术能给我们留下先人远祖的生活痕迹，悲欣忧乐，甚至是他们的呼吸和指纹。真是这样的，艺术的生命活在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时代里。 
       面对这么个强大、悠久、高级的事物，我能说什么？我是个“搞艺术”的人：一个美术系的毕业生，一个艺术史的研究者，除了对它俯首称臣，赞颂吟俄，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然而，在这样表面平滑合理的逻辑下，我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却自顾自地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线。我们总说事理，事理，可“事”与“理”常常是不同的，假如我们能够抛开既定观念——“理”，而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事”，我们或许能对公认的事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 
       我和艺术的关系说起来有些奇怪。我学画多年，可是最终没有做成画家。我曾经很痛苦地努力过，死死地追求过，而在那种情况下，我和艺术绝没有因此而贴近，它在我眼里高耸巍峨，象座隐在云雾中的奇峰峻岭。后来，我搁笔不画了，转而去研究艺术史，由一个当事人变成了旁观者。十几年旁观下来，艺术的形像反而在我眼里渐渐清晰起来。它铅华退尽，迷雾尽散，露出它粗砺的表面和纵横的沟壑，它几乎变成了脚下寻常的顽石和尘土。这正象从仰视山峰到最后爬上山顶的感觉——那感觉可真好。 
       这个过程花了我多少时间？差不多有三十年。这可真够长的。 
       于是，我立住脚，回过脸来，往事象废墟一样静静地立在那里，等人凭吊。 
       我是从小扶着桌子，看父亲画画开始对丹青绘事有兴趣的。我父亲是旧式的知识分子，属于那类面皮白净，聪颖善感的江南才子，惯会对月吟风，写诗作画。绘画不是他挣衣食的本事，只是个业余爱好，但并不妨碍他画得蛮好，作品常送去市、省美展，最高的一次参加了“华东六省市书画展”。他得了块奖牌，还有奖品，是一个绿布面的大画夹。画夹是现代的东西，洋派的，他这个画国画的人用不着，就一直收着。直过了十几年后，父亲让我背了这个画夹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四年下来，画夹坏得无影无踪，我的作品没有进过一次美展。 
       这有点讽刺，科班的比不上业余的，我在父亲前稍微有些狼狈。现在，这点狼狈也和那个画夹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世界上出奇的事也多，科班比不上业余算个什么事。世界上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哪个是哈佛ＭＢＡ（企业管理学）的高才生？何况我们的社会、环境、观念、人们一直在许多事情上孜孜不倦地帮倒忙。 
       这么说，其实有些推脱。我没有“画出来”，一些儿怨不得别人，归根结底只能怨自己没有才气。才气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放在嘴上说，却未见得就懂它的真意。就我的体会看，才气其实不是什么异秉，竟只是一个心意。你喜欢一件东西，就会找出各种理由躲开其它干扰，一心只想和它相处，浸润其中，毫不厌倦。对于绘画，我缺的就是这点儿心意。任何事情都可以把我从它那里拉开，而且自己还会找出借口来走开。 
       除去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和艺术的关系不正常。 
       如我父亲那样的旧式文人，和艺术的关系倒是很和谐的。那是一种平等关系，好像朋友相处，想起来了，彼此就“碰个头”——拿起笔来画上一阵子，兴致尽了，就搁开，一如晋代的风流文人王子猷的“乘兴而去，兴尽而返”，毫不功利的。在我们中国文化里，丹青绘事是个养性的东西，养性在一个“怡” 字。的确，如我一向看在眼里的那样，像我父亲这么个角色，处在那样一种历史时期，一生中遇到太多的不愉快，却没有一件是叫艺术惹起的。相反，在那些漫长压抑的日子里，绘画是他的一点安慰，是暗淡人生里的一点亮色。在**期间，父亲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他没有说，可我幼小的心里感到了。我虽处于他的视线之下，但已经知道每天小心翼翼地观察父亲的脸色。他的脸若是阴着，我的心就提到嗓子里；可是如果见他画画，或琢磨画，我的心就落下来了：父亲的心情是好的。后来，我认识了一位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他告诉我，**的时候，他也不想活了，在万念俱灰之时，是贝多芬的音乐救了他一命。他酷爱音乐，家中收藏了许多唱片。 
       就是这样，在丹青音律中，有一种东西和人的命脉连着。人其实是善于造孽的，层层叠叠，永无尽期，把生命荼毒得不象。可是，我们的命脉在本质上却走着另一条路线，连接着一个极其浩瀚的无意识领域，在非常的情况中，生命的这一面会突然闪现出来，可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准备，让它擦肩而过了。而丹青音律很大程度是对那个境界的模仿和追寻，让我们的生命有个追根溯源的通道。试问，自然缤纷的色彩难道不是上帝盈盈的笑意吗？而节奏韵律则根本就是天体宇宙的呼吸了。在这样的无穷之前，个人消失了，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父亲和那个美院老师，一定是在困顿无措，哀哀无告之时，借助丹青音律接通了那个大境界，于是，个人的痛苦被抚慰了：人是多么短暂呢，时局逆境则更是烟云了，漫过来，飘过去，什么也留不下。可自然的美丽永在，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这一对比，心就平了下来。是吧，父亲，一定是这样吧？ 
       可能我说远了，我想说的是，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人和艺术的关系：和平与共的，相濡以沫的，贴心贴意的。 
       可我和艺术的关系不是。 
       尽管我在小时候涂一点画，但真正刺激我开始学画，是１９７３年，那是**之后大学开始招生的头一年。南京艺术学院直接到各个市的中学来挑学生，这个消息象一次强地震，让全校的学生坐立不安。在那个年头，中学生够有多么苦闷啊，如果不是出生特别的好家庭，我们都是要被送到乡下去种田受苦的。逆境让我们早熟，我们过早地越过了游戏的，无功利的童稚阶段，像机警的小兽，露出爪和牙，寻觅各种可能的生存机会。于是，全校的男女，都收拾起害臊腼腆，拥进学校活动室，歌一曲，舞一段，抛头露脚，献丑卖乖。美术没有声音，只贴了一墙的画，我的也在其中，幼稚得不成模样，可并不妨碍自己想入非非。在那个场合，艺术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眼里，辉煌极了，耀眼极了，它不仅具备通常认可的美和优雅，而且还是体面生活的象征。我挤在人群里，脸色苍白，头晕目眩，觉得自己正面临天堂的入口。那些招生的老师，即使算不得上帝，至少也是上帝的使者，可以定人的生死。一个处在向往中的人，灵魂非常可怜，哆哆嗦嗦，惊恐万状。等这个事情过去，学校恢复了常态后，我和艺术的关系却因这个情境被确定了：它是我的救命草，敲门砖，它得帮我，我得靠它。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在艺术面前诚惶诚恐，完全直不起腰来。 
       因此我的学画过程一点儿不好玩，一点儿不惬意。我的欲念渴望把它弄成了一桩费心伤神的劳作，利益相关的交易。我心中早已盘算好了：如自己这样祖辈上有过田产人家的子女，在这个社会里是一无是处的，这个社会不信任我，不接纳我，除非我有一技之长。每个朝廷不总是要豢养一些名伶画工吗，借助这样的技能，我或许能让自己在高堂广厦里争上一张小凳坐坐。 
       我开始真正卖力地学画画了。所幸在我们做中学生的那个年头，学校念书用十分之一的力气就行。我每天一放学就和一个女同学去车站、轮船码头画人物速写。两毛钱一斤的白报纸称了买进来，画过了再当八分钱一斤的废纸称了卖出去。我们画得又多又滥。好在，模特儿不用愁，不用花一个钱，到处都是。那时虽是个荒凉的年头，却也是个朴素的年头，人比现在要老实太多。车站的旅人，老少男女，你说要给画像，人就坐好了让你画，一点也不调皮别扭。至多只有一些女性，事先会红了脸吃吃笑道：“画我？我这个样子？”笑过了还让你画。我记得在车站画过一个乡下姑娘，头发是乱的，皮肤亦粗黑，可是一双眼睛长得实在好看，我从此再没见过形状长得那么美丽的眼睛，而且眼睛后面的那个大脑对这样的美丽浑然不觉，那眼神只一味地天真无辜，憨厚自然。造化的神奇有时突然在粗糙的生活中闪现出来，是要让人目瞪口呆的。 
       除去练习，我们急需老师指点。当时学校有了一个美术小组，好像也是那次招生后刺激下的产物。美术老师是一个文雅含蓄，不苟言笑的人，可作为一个老师，话少得简直有些不应该。而且小组统共才一星期聚首一回两回，组里又有十多个学生，因此能得到他一句两句的指导简直象拾了宝贝。小组里头男生居多，而且画得好的，都是男生。他们不仅不把我们女生放在眼里，而且人多势众，次次把老师围定了，象是一群公鸡围定了食槽，我们只能在圈外伺机 “啄”上一口。我们女生对他们又是嫉妒又是仰慕，不知该痛恨自己还是痛恨他们。我们焦躁得象营营乱飞的小苍蝇，无计可施，只能一个劲儿地向未知的空间乱扑乱撞。 
       我的那位同班女生，是个敢打敢冲的角色，她的勇敢也还因为她成份好— —父亲是当时市革委会领导之一。于是由她领着头，我们满世界寻觅老师。找老师真不容易，那时社会的秩序被**的暴力打散了，阶层断裂、错位、变形，读书人、艺术家象散落的珠子，跌进社会的裂缝和皱折中，我们得细细地，耐心地扒开每一个缝隙去找。那时候我们简直象乞食的游方僧，听到哪里有“ 会画画的”，就一路寻过去“化缘”。我们找到过县文化馆的画工，市剧团画布景的美工，工艺厂的画师……那时又不兴收钱授徒，又没个引见介绍，人见两个女学生孜孜地找上门来，拒绝是有些抹不开脸的，但作为师徒亦是没有一丝情份的，虽然也肯给指点，不过也就是造型上的长短伸缩，我们所谓的学艺术，不过就是学手艺罢了。 
       当时我们找到的最有身份的一位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过去的高才生，是当年美院院长江峰的得意门生，江峰一倒，他也跟着倒了，落难到我们这个城市来（他就是从我们这个城市去的）。自然，他在我们这个地方画名很高，可对头也多，因此轻易不肯与人接交，蚕蛹似的伏在自己的茧子里。全亏了我的女伴，周旋疏通，居然使他答应见见我们，那真是难忘的一幕。 
       先是他的住处就与众不同，房子倒还是普通的公寓房，外观跟寻常人家一样，可是很少见到内部收拾得如此整齐端正的。最不同凡响的是他家有一个客厅——一间没有床的房间（在我们那个时代，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一个房间中不放床）。客厅里除去有沙发（这在那个时代也是奢侈品），还有两只玻璃的大柜子，里面放满了泥塑根雕，墙上挂的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当时“宝像 ”也是家家必备），却是油画风景和人物头像素描。客厅中唯一与外部世界“ 接轨”的东西是一幅毛泽东咏庐山仙人洞的七绝手书丝绣：“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显然，这种当时被百姓人家用来表达**立场的东西，在这里也被主人转化成艺术的欣赏，和客厅中的其它艺术品浑然一体，毫不突兀。我们在那个**化的时代里，哪里见识过这样的地方呢？这完全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哪！ 
       当我们得知墙上的画和柜子里的雕塑全是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时，我们惊讶得面面相觑，同时又自惭形秽得不可收拾，我们几乎不敢正眼打量这客厅的主人。这个三十来岁的艺术家实际上其貌不扬，个头不高，体形消瘦，脸庞狭小，两眼微凸，鼻粱还略有些歪。但一切都不成问题，他的高大不成问题，他的潇洒也不成问题，在我们眼里，他是个真正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的客厅足以做成他这个活肖像的镀金边框，他置身其中简直是熠熠生辉呢。可不是，一个和艺术如此打成一片的人，没有问题是超凡脱俗的。敬畏与震撼摄住了我们，我们心跳脸热，可手脚冰凉——我们不知道这是处在非常情绪里心律不齐的表现。总而言之，他是多么另类，多么少见啊，包括他不顶端正的相貌全该是艺术与众不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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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8 02:10 | 只看该作者

<H1 id=articletitle>青春无奈</H1>
2009-3-06 作者: 翟永明 
<DIV>       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发表**作。曾出版诗集《女人》等，同时也写作散文、随笔，曾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九八年在成都开酒吧，名「白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现居成都写作。</DIV>
 
 
<DIV>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并没有甚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啓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和政论书籍，使那些有近               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书籍的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收了很多**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还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这也是我最初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四十五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瀰漫的是昂扬的**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四十九页」，「四十九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四十九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十九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繮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甚么呵，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正在搞**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窜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阎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嘘嘘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阎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阎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阎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阎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阎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阎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作伴，阎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阎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阎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阎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阎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阎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再也不让我去阎莉家睡觉了。「为甚么呵」？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甚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飞石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解放前是着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阎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阎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让我去陪阎莉。当然，我妈也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阎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友谊」，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眼泪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阎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人称「操哥操妹**」。**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后来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的看守。这是因为，被办了**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阎莉的**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阎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日记为证。但阎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阎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办**)，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阎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阎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阎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在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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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广阔天地的自由               阎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阎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梨花沟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阎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的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啓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到了阎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末期一片大好的**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阎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词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阎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甚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鷄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阎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桔林、汽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阎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阎莉说「我妹妹来了」。阎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阎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阎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呕了两天气。               阎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桔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阎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阎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壶，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甚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阎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桔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桔。阎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阎莉撇撇嘴：「谁稀罕呵，你以为多值钱呵。」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份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呵。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剩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阎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阎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括挺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他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阎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特别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的竪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阎莉给我介绍，这是张跃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张跃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张跃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为甚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他说，因为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喧之后，我们开始作饭。张跃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张跃进的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阎莉告诉我，张跃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汇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张跃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坐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桔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解放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               张跃进开嗓就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低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张跃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阎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阎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               歌声在桔子树下飘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桔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桔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的清辉，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觉得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甚么学校呵、老师呵、同学之间的不愉快甚至愉快呵，都退得好远好远。               我想起那些古诗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静了，老乡们都已入睡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些黄歌，在他们听来，与催眠曲差不多，绝不会吵着他们。               这时，张跃进拿出随身带来的二胡，说：这个时候，才能听《空山鸟语》。我自然不知道《空山鸟语》是甚么，此前，我除了**歌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音乐。后来，我才从张跃进那里知道了二胡大师刘天华，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独奏曲。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了中国民乐。               张跃进试好弦，开弓一拉，周围就静了下来。我们到了一座空山(意识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闻鸟语，清风拂面，泉水洗心。然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鸟的世界。原来鸟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语言和表达。它们也要争论、也要愤怒，也有柔声细语和雷霆之声。               张跃进的琴艺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洁的月亮、枝繁叶密的桔子树、高高矮矮的泥巴墙，这些舞美效果，让他的琴艺增色不少。我不认为中国民乐团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这个夜里梨花沟的《空山鸟语》。               一曲终了，张跃进意犹未尽地说，我再拉一曲吧。这次，是一首欢快激昂的曲子，张跃进拉得恣意疯狂。头和发，随着琴弓上下摆动着，整个身子都好似要随时从板凳上飞起来似的。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阎莉，而后者，此时眼波闪闪，里面不知是泪光还是月光。               那天之后，我也问过阎莉她和张跃进的关系，阎莉总是回避，说他们之间是「**友谊」。没办法，公社规定：知青绝对不许谈恋爱。违反规定者，要被集中到县里，办**。               我跟着阎莉每天去参加公社宣传队的排演，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宣传队的人混得烂熟。宣传队的成员全部脱产，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们一起编排舞蹈，也帮他们写一些对口词，宣传语甚么的。两个月后，他们将要参加各个知青点的汇演。最后，镇上会筛选出最好的节目，送到县上去，参加调演。到县上去表演，这是张跃进他们的目标。公社宣传队，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极少数本地农村青年组成的，用于宣传毛主席的**路线，宣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具体的，就是普及八个**样板戏和普及那些千挑万选、千锤百炼的**歌曲和舞蹈。当时，学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队有「军宣」，工厂有「厂宣」。总之，都是一样的宣传队，都表演一样的**节目，都假定全国人民对这些**节目百看不厌。的确，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这些固定的**节目，就像体操动作中的规定动作，人们主要是在这些动作中，看谁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阎莉跳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知青共跳。她有点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对方肩上，而是伸出两根手指来，蜻蜓点水式地搁在男方的肩头。由于重心不稳，她踮起脚尖时，晃了两晃，这被张跃进看见了。               公社**知道张跃进能歌善乐，所以，让他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职务。张跃进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总监，他的确也胜任此职。所以，他是宣传队的顶梁柱，除了任队长之外，他是总监、编导、舞美、还是大合唱的指挥。同时，他还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舞台监督。               看见阎莉在舞台上连晃两下，张跃进冒火了，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责阎莉有资产阶级小姐情调，没有喜儿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感情。阎莉走到哪儿，都是那里的宠儿，哪受过这样的气，当场就大哭起来，并立即罢演。我坐在一边，心想：坏了，按阎莉的公主脾气，肯定不会原谅张跃进。               第二天，罢演后的阎莉称病在家。我劝她，她也不听。我有些纳闷，阎莉最爱跳喜儿这一角，也最爱在宣传队中享有绝对主角的感觉，难道她真的就不怕张跃进换人吗？               早饭后，张跃进来了。我起身要走，阎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边。张跃进笑了笑，在我对面坐下。他对着我讲起宣传队的事，话题也自然地引到阎莉身上。因为倾诉的对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讳地对阎莉大夸特夸，从人才到身材，从性格到人格，总而言之，是一个完人，除了偶尔会有点小脾气。这些话是对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其实是对着阎莉说的。而阎莉，从刚开始的一脸怒气，也渐渐变成春风拂面。               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旧好，并且携手并肩战斗在火热的排练场上。张跃进编节目，阎莉主演，二人声气相通、默契配合。现在想来，颇有点像一些大导演与他们的御用女演员之间的关系：英格玛和丽芙.乌尔曼；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贾樟柯和赵涛。               在梨花沟的日子，像极了一句套语：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试前赶回成都，继续我的中学生涯。当我回到成都，回到学校时，我颇有当年武陵人离开桃源洞，回到人间之感。那以后，学校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继续收到阎莉的来信，她在信中详细报道宣传队的近况：刚刚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岗山》，张跃进编舞，她是领舞。或者，刚刚在镇上初演过，别的公社的节目，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阎莉的信。她告诉我，他们已代表连山宣传队，被选到县上，就要参加县上的新年汇演。阎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在县上的汇演。因为，宣传队的成员们，都已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又一次以买水果为由，我去了梨花沟。               我刚到，阎莉就告诉我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原来张跃进在与阎莉若即若离地打了几个月哑谜之后，决定要主动挑破那一层似乎挡在他们之间的薄纸。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公开地表示要与阎莉谈恋爱。信中那些缠绵发烫的字眼，阎莉自然没有告诉我，关键在于，阎莉居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公社领导。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开始指责她。我那时已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腐蚀」了心灵，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觉得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虽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呵。阎莉非常委屈，也与我吵了起来，她说她收到信后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同时，按照以前在学校、现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应该把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语言」的信，交给领导。我觉得她这套说辞，简直愚蠢之极。而且，我认为，她真正毁了自己与张跃进的这段关系。那时我在同龄人当中，已算博览群书，自以为已经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我认为不会有人把背叛自己的人，还当成最爱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阎莉时，张跃进来了。听说我在开阎莉的批斗会，他却笑了。然后又对着我说了一大通话(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些话，其实是说给阎莉听的)。大意是让我不要怪阎莉，因为他认为阎莉很单纯。她为甚么作这样的事，正是因为她的单纯。他又说，现在社会上单纯的人并不多了(这点我可不敢苟同，事实上，那会儿的人都很单纯)，所以，阎莉的单纯，格外让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劝解，张跃进就已经原谅了阎莉。不但原谅，简直就是赞许。这让我大跌眼镜。其时，我正在读《牛氓》，书中「牛氓」因为一个错误，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并且，一个耳光就导致了十八年的离别。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爱情与书中完全不一样。               捐弃前嫌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练。公社领导因为张跃进一直很先进，偶尔犯了小错误，也就既往不咎。再说，在农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这些知青，在他们看来，早就该结婚了。               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张跃进仍然表现出对阎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阎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阎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张跃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唔唔，但我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就像三十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红苗正的后代，要想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阎莉父母的坚决反对，而且，阎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张跃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类似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阎莉的父母都是**军人，阎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阎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阎莉的父亲遗憾。但是，阎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家庭了。反观之，张跃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的鼻子乃天下一绝，甚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甚么级别的。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阎莉和张跃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对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为了他俩的世外桃源。阎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张跃进分手的目的。但是，阎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张跃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阎莉终于强过了父母。她考起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张跃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着名的无党派**人士。通过一些关系，张跃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最后一次见到阎莉和张跃进，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六十平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甚么新的家具。阎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张跃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在阎莉的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张跃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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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上大学：暗渡陈仓               一九七六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甚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呆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起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啓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极积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像，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了竞争的对手。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没。我们需要每年挣够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旽。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在***广场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着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被**了，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呵。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呵，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间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甚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都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拉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我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甚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雨衣给我，最后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279都随风消逝了。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们出出进进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暗此道。 </DIV>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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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心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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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如水
　　你的模样慢慢发黄
　　直至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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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夜夜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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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21 22:52 | 只看该作者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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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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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5 05:38 | 只看该作者

古力夺冠之旅精彩纷呈六进世界大赛决赛保持全胜

BC卡杯古力3比1击败赵汉乘完美夺冠 
 
　　新浪体育讯　5月4日晚，第1届BC信用卡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第4局，强大的古力执黑下出第155手，顽强赵汉乘见局势已无以为继，只能黯然投子认负。这样中国的古力九段就以3：1击败首届BC卡杯的最后一个对手韩国的赵汉乘九段夺取冠军，这也是古力夺得的第六个世界冠军。
 　　回顾这个第一届BC卡杯古力的夺冠征程，可以说虽不完全是顺风满帆，但绝对是精彩纷呈。前三轮古力比较顺利的依次赢下了韩国的李元道二段、李廷宇六段和许映皓六段，八强战遭遇将李昌镐斩于马下的朴文垚，经过一番苦战过关。半决赛对阵曹薰铉前半盘落后，中间发力挽回局势，最后惊险地半目撞线，进入了五番棋冠亚军决赛。
 　　面对将宿敌李世石阻挡在决赛门外的最后对手赵汉乘，古力第一局表演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围棋手筋，顺利的拿下开门红；第二局古力在开局就取得了优势，但中盘混战中却被顽强的赵汉乘抓住战绩扳回一城；第三局赵汉乘率先取得主动，但古力在中后盘展现强大力量，赢下“天王山”之局；第四局布局阶段两人斗气似的下出了与第二局同样的开局，但古力在赵汉乘主动变招的局势下，顺利地找到了一举奠定优势的行棋之路，赢下了最终之局，从而以3：1的比分战胜赵汉乘，夺取首届BC卡杯冠军，并成就了个人的第六个世界冠军。
 　　就当今竞技围棋的范畴来说，世界棋战的冠亚军决战也可以说是一场命运的角逐。而性格决定命运，古力之所以能够六次进入决赛六次夺取冠军，决赛胜率保持为100%，除了高超的技艺之外，与他开朗阳光，成熟大气的性格不无关系。竞技体育一旦到了最后的冠亚军决战，总是会因为压力的骤然增大，而演变成一场稳健得沉闷，谨小到慎微的比拼。对于古力来说，这次BC卡杯赛制不可谓不新，赛程不可谓不紧张艰苦，期间古力还遭遇连续在富士通杯以及中国天元战失利的郁闷甚至打击，但是古力在与赵汉乘的最后决战中，没有被重大争棋里所惯有的压力束缚，仍然能够弈出奔放的开局，让人眼花缭乱的中盘手筋，最终令人信服的以3：1战胜棋风以均衡稳健著称的赵汉乘，不能不说古力在自己的心理调节和控制力方面既有天赋，又有很好的后天磨练。
 　　截至目前，李昌镐的17个世界冠军数对于古力来说仍然有些遥远，古力与李世石的世界冠军数对比虽然也是6：10落后，但是2007年至今，古力已夺得5个世界冠军，而李世石只收获4项桂冠。现在古力还有应氏杯和三星杯的桂冠没有染指，如果古力继续保持对于围棋的至纯热爱，继续保持对于夺取世界冠军的饥渴感，那么古力是有希望与宿敌李世石来一场后来居上的长跑的。
 　　期待一次又一次见证古力捧杯的灿烂笑颜，也期待着古力与李世石等世界棋坛的众多高手，共同演绎越发精彩的纹枰对局。(追魂)

[ 本帖最后由力量与美于 2009-5-5 05: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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