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沉浮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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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有大量的作家、艺术家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但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与列宁断交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对这位俄国“革命之父”多有批评，他们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的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人物，尽管我不是个胆小鬼，却让我浑身感到恐怖。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作家的受害时代开始了。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欧洲。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他写信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的犯罪行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真理报》则发表了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虽然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


但是他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了苏维埃政府的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惟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里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道，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了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像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代，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作出解释。


领袖的利诱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7年的俄国，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年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去世，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已去世，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他们不仅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不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4000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的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2000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是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取宠斯大林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都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40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等。有人战战兢兢地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很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允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啊！”


可悲的晚年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被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生命的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着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曾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了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词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或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沉思。他离开意大利索兰托，放弃一位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独立立场，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