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ralyx

李，是我为数不多的喜欢的电影演员之一。
听说他的最新作品《霍元甲》是他的封镜之作，比较全面的体现了他多年生活所悟。对我来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吸引力，可以看一下他经历了比我等常人多得太多的生活阅历后，对于中国民间的一个悲剧性英雄人物的是否有新的演绎。不过看了以后，让我非常的失望。没有想到他居然在最现代的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学到西方文化的优点，却把中国传统中的软弱之处大加褒扬。

在电影中，李表演了人的两个极致。青年时的飞扬跋扈，和成年后的妄言宽容。最可悲的是在电影中被人毒死了，居然还不思报仇，还不让别人报仇。用一个好像通情达理的日本人的廉价的承认失败来安抚所有正义的人对于正义的捍卫的渴望。
这无疑比他早期的塑造的“有恩必报，有仇比究”陈真的形象大大的退步了。当然，有人说这是为了避免国人看后对日有过激行为所致。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看不是，根本不对，我倒觉得他是想宣传好像我们应该忘记他被毒死的人，因为他已经宽恕了他。如果不是的话，起码他可以立下遗嘱：让他的弟子苦习武功，利用一切手段，以图异日报仇雪恨。如果把这个逻辑推广开了，那就是我们应该忘记别人对我们的所犯过的罪行，原因仅仅是我们应该宽容。如果是这样的宽容，我宁愿放弃。只不过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无异于以身暖蛇的农夫，身死也是活该。

我不知道李在国外奋斗了二十多年，难道还认为这种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能够行得通吗？看一下今天的美国所有的所作所为，无一处不表现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仇必报“的强者逻辑。为什么我们的传统中要宣传这种无原则的宽容，说到底，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愚民教育。当侵犯统治者的权威和利益时，可曾有过一丝的宽容和大度。

对于日本人的那段罪行，我个人认为，这决不仅仅是几个当时领导人的罪行，而当时所有的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律上当然是”首恶必惩，协从从轻“，这只是出于”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人道精神。但是从道德上说协从负有同样的责任，同样应该深刻的反省。

今天，我们好像宣传一种错误的观点：好像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就一定是领导的责任，与其他人无关。因此，对于领导的错误行为，如果可以获利的话，就不闻不问。原因就是，没有出问题，可以喝点汤。出了问题，有领导担着，没有责任。何乐而不为。这种逻辑太可悲了。

说道底：什么是真正地宽容，那就是当罪行得到应得的补偿后才能谈到宽容。任何无原则的宽容是对正义蔑视，对罪行的纵容。今天日本的所作所为应该给我们足够的教训了。
中国传统的悲剧又一次在李的电影中重演。但愿这种悲剧越来越少。

[ Last edited by floralyx on 2006-2-8 at 18:24 ]

老黄

姜文：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来了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老黄

姜：我很反对那些伪人道主义的作品，就是非要体现出日本人也是爹生父母养的不可----要清楚，他们是日本的爹、日本的娘养的。人性不一定就是善的，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战争中，它可能就是恶的。在对中国的这场战争中，日本人丧失了人性。

　　我不希望大家误认为，我以另一个角度拍抗战就抹杀这些，这个事实是不能抹杀的。

　　看以往有些作品在这个方面混淆了，我很不舒服。因为他们往往在替日本人谢罪。这种作品的毒害是很可怕的。为了赢得掌声、赢得剧场效果、赢得影院效果去营造没有的事情，让观众群情激昂一下，得到某种满足，就好比一个人手里一直拿着一把刀，你却总说，其实那不是刀，是一张纸片。这对谁有好处呢？

　　我小时候看过很多战争片，只有一部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一想起来就觉得很别扭，甚至有点恨这电影，那就是《甲午风云》。以往的电影都是冲锋陷阵、以少胜多，但这个电影不一样。我们不仅失败了，而且连后来撞人家都没撞成，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的一个结局。可是实际上这部影片影响了我的成长，后来我对战争、对历史有了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电影。 乐趣就在开山炸石

[ Last edited by 老黄 on 2006-2-9 at 00:03 ]

老黄

姜文长大了
来源：    作者：卫西谛   2000-12-07 15:09:42

    对姜文的采访是在他赴法国参加戛纳影展之前的一段时间。有关戛纳影展的一切话题他闭口不谈，但对于《鬼子来了》的好，他却坦率得让人吃惊---甚至有点"狂"。这里面谁都读得出的潜台词，在５月２１日戛纳影展获奖名单揭晓的时候，已经被证实。评委会大奖是仅次于金棕榈奖的第二大奖，但不知恪求完美的姜文获得此奖是兴奋更多，还是会感到有那么一点遗憾。

　　姜文一向被认为善于言辞，但那次谈话将近结束的时候他忽然感慨："我以前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像卓别林这样活跃的人说自己本质上是十分羞怯内向的，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就是这样。（大意如此）"这是那次采访给我印象最深的话之一。 很不错
　　记：你怎么评价《鬼子来了》？
　　姜：不错，而且很不错。
　　记：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姜：因为我知道人是怎么构成的。即使说有天才，但是也很少。大部分做电影的人，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正常人。正常人能跳多高，我们大体上心里都知道。作为正常人跳这么高，要用多少年的力气，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也知道。甭管这人是东洋的还是西洋的，如果他使的劲没我的多的时候，他不可能跳得比我高。不过凡是正常人，能使我这么大劲的人就少，各种因素集合起来的因素也比较少。

　　记：和《阳光灿烂的日子》比呢？

　　姜：此一时，彼一时了吧。

　　记：就是说你有这个自信。

　　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是自信，是事实！我了解了，也研究了那些人，比如说斯皮尔伯格，他也就能跳《拯救大兵瑞恩》这么高，那不算什么。当然，这包含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疼的这个因素。

　　记：不过这还是自信，就是对自己的理性判断的自信

。 　　姜：我有犯错误的时候，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还没发现有什么错误。

　　记：中国电影经常在外面获奖，但也经常在国内挨骂，说是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不知道你拍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它在国外产生的实际效果？

　　姜：影片拍出来以后，别人该怎么看，你是无法预计的。这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现的道理，我们学初期的《艺术概论》就学到：一旦创作者把作品交给观赏者的时候，就没有权力来阻止别人怎样评判。反过来也不能说，因为观赏者这样评判这部作品了，回过头说你创作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想的，把两者划等号。

　　记：比如说你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会不会也考虑到这些？

　　姜：有时候也想，但不会老想。因为我觉得，一个美国人或者法国人在拍电影的时候，不会想姜文看了会是怎么样。我也没有必要去想他们是怎么看。这不是我傲慢，而是我也想不出来他们会怎么看。而且这也不是我最重要的目的。我觉得我表达了我作品的精神，表达准确而清晰，这个就够了。

　　记：反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电影非常多，从探讨人性的视角来拍的作品也不少，不知在你的作品中，中国人、日本人呈现出的是什么状态？

　　姜：我很反对那些伪人道主义的作品，就是非要体现出日本人也是爹生父母养的不可----要清楚，他们是日本的爹、日本的娘养的。人性不一定就是善的，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战争中，它可能就是恶的。在对中国的这场战争中，日本人丧失了人性。

　　我不希望大家误认为，我以另一个角度拍抗战就抹杀这些，这个事实是不能抹杀的。

　　看以往有些作品在这个方面混淆了，我很不舒服。因为他们往往在替日本人谢罪。这种作品的毒害是很可怕的。为了赢得掌声、赢得剧场效果、赢得影院效果去营造没有的事情，让观众群情激昂一下，得到某种满足，就好比一个人手里一直拿着一把刀，你却总说，其实那不是刀，是一张纸片。这对谁有好处呢？

　　我小时候看过很多战争片，只有一部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一想起来就觉得很别扭，甚至有点恨这电影，那就是《甲午风云》。以往的电影都是冲锋陷阵、以少胜多，但这个电影不一样。我们不仅失败了，而且连后来撞人家都没撞成，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的一个结局。可是实际上这部影片影响了我的成长，后来我对战争、对历史有了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电影。 乐趣就在开山炸石

　　记：拍《鬼子来了》是不是很累？

　　姜：是非常累，非常痛苦，创作就是这样，得开山炸石，但我的乐趣就在其中。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特别是回头一看有现成的大马路在那摆着，车流来来往往，有骑马的，有骑驴的，你还在这自己走一条新道。这是在和自己做斗争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不希望急功近利。

　　我经常跟人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敢于不知道。因为你要什么都想知道，你就在这个"知道"当中绕不出来了，还不如选择你有能力的地方充分知道。我很多事不懂，我不知道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两年我就做这一件事。我在这两年甚至开拍前的好多年里对中日战争都很有兴趣，有爱好，而且在拍摄的时候很专注，专注到开拍的时候把别的事情都给忘了。在那些事情上我损失了很多、放弃了很多，但我觉得这样值得。

　　记：急功近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容易犯的毛病。

　　姜：不只是这个时代，每到关键的时刻，总会有急功近利的东西出来祸国殃民。急功近利很可怕，而且经常是以蛊惑人心的好面目出现。我觉得一个民族有功利心不为过，但不要急功近利。急功近利会以各种方式出现，有时候是卖国贼的面目，有时候是"爱国"贼的面目。当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际上就是批判那些速胜论和那些亡国论，都是有点急功近利的。

　　记：说起毛泽东，不知道你还准备不准备演毛泽东？

　　姜：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演？

　　记：你好像对出演皇帝、领袖人物什么的很有兴趣。

　　姜：中国出现过一些大人物，这些大人物里面有利国利民的，有祸国殃民的，他们是长在我们这块土壤上的奇特作物，而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剖析、研究他们，我注意到有时候洋人对他们的研究比我们深。所以我想尽我的能力把他们表达出来。我对毛泽东有兴趣，有时候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因为我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我摆脱不了这个。

　　记：我记得当年大家对你演话剧寄寓很大期望，但是你演了《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反响却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姜："科诺克"的事情使我产生了另外的想法，跟我拍《鬼子来了》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戏所反映的思想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但我非常悲哀，因为大家没有关心这个问题，大家想的是看一群腕演话剧，有多好玩，多逗乐。最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镇子里的人都被科诺克弄成了病人，结果大家还感谢他。不过，被忽视了也没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他让我知道了自己在面对谁。

　　看戏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也在生病，以为自己是局外人，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作品和观众之间是有这种关系的。胡适当时曾经根据《玩偶之家》写了这么一部作品，也是女人离家出走，到女校去演，没有女孩子敢演。但恰恰是这个戏演不成，让胡适知道她们还没有娜拉那种态度。想要唤醒她们的时候，发现她们离醒还有一定距离，虽然她们都是大学生。时代是有局限性的。
        记：那这种想法和《鬼子来了》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姜：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那个镇子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挖掘这片土壤，再找出一部作品。

认清历史

　　记：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智取"，不能强攻，中国文化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的策略呢？大家都知道，外界爱强调中国的阴暗面，所以有人为此提出来怎样"包装"中国的说法。

　　姜："包装"这词我不爱听，一说包装那就是说我们剩下的就都是糟粕了。不过你要说到不好的形象的时候，我倒是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说，我们确实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有别的啊，还有先进的、发达的、了不起的----既然都有，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说一说，看一看呢？你要是有这个自信就让他们说去吧。

　　记：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可能并没有清楚的思考。

　　姜：是这样。比如一个历史事件出现了，很惨痛，但这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摔倒了，我们应该琢磨琢磨，甚至一代代来思考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站在一种虚假的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图口腔快感，图掌声四起来骗人，那样的人更可恨。过一把瘾，把事弄得群情激昂一下，他落一个爱国者的名声，但是事情更乱了。

　　一次次的历史事件，得不到澄清，得不到充分讨论。我们的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和一片谎言。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垃圾，什么东西是优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知道接受什么，放弃什么呢？这么多年，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世界，也不真正了解自己。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对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在以后的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研究，就说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一句话就算过去了，他是怎么腐败无能的？他入主中原的时候也是很强大的，怎么变成那样的？什么促使他变成这样，什么促使他这么落后？这么愚昧？这么窝囊？

　　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教训？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日本人反而接受了许多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甚至比中国人接受的还多。他们在１８５３年美国人拿炮舰威逼日本的时候，采取了比较符合日本利益的做法。使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腾飞。

　 《鬼子来了》是自传？

　 　　记：听说你想当作家，会不会哪天真的看到你的作品？

　　姜：不知道，不知道。不过我对作家这个行当特别敬重。因为我觉得作家和作曲家都能真正地无中生有。这个无中生有要相对自由一些，没有拍电影那么多的烦恼。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驾驭文字的问题。这就像开车，拐弯的时候你得把得住，我觉得我转不好这弯。

　　记：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的愿望。不过，现在拍电影还是你寻找自我的主要方式吧？

　　姜：我没有更顺手的途径。

　　记：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自传性都特别强？

　　姜：每个人的作品都和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记：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能清楚感觉，《鬼子来了》是自传体就有点让人困惑了，毕竟你不生活在那个时代。

　　姜：它更是一个自传，一个比那个更深入的自传。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一辈子都逃不出写内心，写自传。当然，自传可能会改头换面。比如这个电影，只是顺手用到日本人这个题材了，其实不用日本人这个故事也能讲。但我觉得用日本人讲可能更合适。

ida_lei

喜欢这句。。。

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老黄

顶一下…………

流沙

见解深刻，感受不同一般啊！

我在那个霍元甲的贴子里还有一个被我发了后又删了的回贴，内容如下：

标题：问题是谁去修呢？

正文：没有奴隶了？那就让农民去修吧！
      反正他们又不会反抗，闲在家里又没事！


那天在老农那里看了一个姜文和刘小庆演的《芙蓉镇》，好象他们两个都是扫大街的。

好象他这个清洁工演得还可以吧，其它就没什么印象了，要是有什么《鬼子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看一看啊。

虎妞

这个帖子开始让我喜欢这个坛子了：）

ida_lei

Originally posted by 虎妞 at 2006-3-28 09:33 AM:
这个帖子开始让我喜欢这个坛子了：）

多点番旧帖，会有更多惊喜。

黄海青天

Originally posted by 虎妞 at 2006-3-28 09:33:
这个帖子开始让我喜欢这个坛子了：）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