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皮士

“后100佳”榜单的缺憾

“后100佳”榜单最大的缺憾，是时间的积淀不够。1993年到2005年，堪称华语流行音乐最纷乱的12年，也是最没有方向感的12年，用马世芳的话来说，“在这个‘歌曲泛滥、专辑贬值’的时代，这样一本指南，会不会变成‘专辑时代’回光返照的最后纪念？”这样的一个时代，本身就有太多疑问，还没有来得及解答，加上回望的间隔着实太短，时间的浪涛还没有对花花世界的五色浮华进行充分的淘洗和沉淀，时尚的力量还很大。有时候，因为时尚，加重了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关注度；又有时候，同样因为时尚，我们反而会刻意回避一些风云人物，以为他（她）就是流俗的。这都干扰了我们的眼光。
以我的心得，我觉得，这些“百佳”是可疑的：伍佰、陶喆、王菲、陈绮贞、杨乃文、五月天、范晓萱、周杰伦（入选作品过多）；陈建年、张惠妹、乱弹、自然卷、糯米团、陈奕迅（入选一张足矣）；王力宏《公转自转》、梁静茹《勇气》、《周蕙精选》（以上所选或非本人最佳，或该艺人所有专辑都不够分量）；而这些“非百佳”是可惜的：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暗淡的月》、狗毛《冲动》、《黄韵玲的黄韵玲》、熊天平《火柴天堂》、《七月一日生》（夏潮合辑）、陈永淘《阿淘的歌/离开台湾八百米》、哈狗帮《九局下半》、许哲珮《气球》、陈冠茜《欲言又止》、Lisa《More Lisa…》、78bpm《红月亮》、信乐团《天高地厚》、王城《多美丽呀》，它们或者没有进入决选，或者压根儿就没进入评审团的视野。
100+100＜200

《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是两次工程。前一百张，1994年结束，结集而成《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并在当年出版。时至2005年，当初一手催生此项工程的陶晓清与马世芳，以及长期进行“年度专辑/单曲”评选的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共同有了将此项工程继续向下延伸的想法，由此再开选坛，选出1993年2月之后的新一百张，合而成为“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
两次工程，分段评选，导致这30年的时光被人为地隔成两截。这样的评选，和一次性地评出1975.9~2005.12月的结果是不同的。由于无法贯通整个30年，缺乏了通观、通览、通识、整体统筹，而导致了前后两个时段比例的不当，部分艺人入选数量比例不当，部分艺人入选作品准头失准，部分有代表性的艺人失去了出头的机会。这些整体缺陷，几乎是所有加层建筑的必然结果。
整体缺陷不止于此，通观《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这部浩大工程，还有以下弊症，且让我不避冒犯地一一指出：

西皮士

一、 专辑评介呈速生态，轻浅，过于感性，易碎。
除翁嘉铭、马世芳、马欣等人之外，部分评介呈现出令人不堪的良莠不齐姿态。缺少纵览历史的通识眼光，缺少贯通新旧中西的通透乐识，缺少勾画整部专辑灵魂的点睛之笔，缺少对专辑个案的乐史坐标、人文价值、时代位置的有力揭示。部分评介仍然在就专辑说专辑，就歌曲说歌曲，甚至沦为产品说明式的、新碟速递式的简单吹捧。尤其是“后一百”，这个问题极为突出，认识浮浅，观点幼稚，甚至连文字上的语病都没有熨平。
二、对30年经典风格的代表性不够。
前后两次评审虽然标准略有不同，但总体上前后一致。叶云平在阐述“后100佳”的标准时确定了关键的两条：EP、合辑、精选辑不列入评选范围；评审标准关注五个指标：整张专辑表现（非依单曲成就）/制作，原创性，词，曲，演唱。其中，对合辑等的排除是新增的，其余并无异样。1993年第一次评选百佳时，吴清圣阐述原则，提示和强调了这几个方面：不评鉴演奏曲；“原创性”指整张专辑是否能突破既有格局，而展现出新鲜的、不同的风格；“词”指歌词的水准而言；“曲”包括旋律、编曲和演奏的水准；“演唱”指歌手在声腔方面的诠释与表现。
这是非常简洁而又一举抓住关键的了不起的规则。若我来制定规则，结局很可能会跟它一模一样。但如前文所说，评选这项工程，一旦运作起来便会部分表现出机器的属性。标准之下，必有冤魂。我是通览这200张最终结果时才发现：由于它在词、曲、唱之首单列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创性，原创性单独评分，一起计入总值，结果它导致了以下有趣现象：
1、 榜单之最佳并非歌手之最佳。
从专辑的完善程度而言，最有分量、最完美、最优秀的专辑，往往并不是一位歌手的第一张，或新风格乍现的首张，或最知名的某张名作。但这次评选，全部导致了与此相反的结果。
从导购的意义而言，消费者总希望能按图索骥购买到歌手的最佳代表作，但按这个200最佳目录，希望注定落空。此榜单昭示的是一种历史价值，标示的是一种近似于历史重大事件的编年史成果。在这个规则下，突破最重要，第一张/突破之作/盛名之作一定会入选为最佳专辑。而在我看来，实际情形是，第二或第N张/续作/无名之作，其整体制作水准达到最佳的例子反倒更多。
比如罗大佑，第一个阶段的最佳之作绝对是《未来的主人翁》，而非**作《之乎者也》。如果我们是想了解历史，当然首选《之乎者也》；但如果我们是想欣赏、收藏一张罗大佑的最佳唱片，当然是选《未来的主人翁》；甚至，选他更后期的《恋曲2000》，在我看来也甚为靠谱，这才是他集大成的、真正登峰造极的巅峰之作。
以这种观点看，以下歌手的最佳，或许应该调换为这个目录（括弧内是200最佳专辑的入选作品，或排位相对靠前的作品）：
陈淑桦《明天还爱我吗》（《跟你说听你说》）、赵传《四》（《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陈升《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拥挤的乐园》）、费玉清《情深往事/直到永远》（《变色的长城》）、黄舒骏《雁渡寒潭》（《马不停蹄的忧伤》）、黄莺莺《雪在烧》（《只有分离》）、文章《单身汉/望天》（《365里路》）、伍思凯《等着你，爱着你》（《爱要怎么说》）、郑智化《单身逃亡》或《堕落天使》（《老幺的故事》）、张惠妹《Bad Boy》（《姊妹》）、王力宏《唯一》（《公转自转》）、王菲《寓言》（《只爱陌生人》）、陈珊妮《后来 我们都哭了》（《完美的呻吟》）。
而一些歌手的早期突破作品，今天看来，已经可以弃选不用。他们早期那一点点光芒，属贫瘠年代发出，当时听来珍贵，但后来更完美更醇厚的同类作品完全掩去了其早期光亮，现在再听，难免幼稚粗糙失望之感。以前一百为例（后一百中需要剔除的太多了），这些可以弃选的作品有：蔡琴《出塞曲》、薛岳《摇滚舞台》（应匀给李亚明的某一张，比如《鸟与树》或《存在》）、张清芳《**过后》、周华健《心的方向》。
2、 对经典人声和艺术多样化的代表性不够。
强调原创性，可能会低估那些没什么突破性但有着巨大感染力量的专辑；可能会重视历史意义，而低估那些不在历史的主要脉络上却风采自现的专辑；可能会重视人文价值，而低估那些没什么精神内涵却有丰富音乐性和深厚情感的专辑；还有，专业评选会自觉不自觉地贬抑那些在商业上过于成功的明星，这是历史奇妙的摆荡现象和平衡术。
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反正这样的结果出现了：
——那些魅力之嗓、特异之嗓、风格之嗓、实力之嗓或者被踢出局，或者所占席位过少；加上前文述及的“前民歌历史”被忽视、民歌唱将纷纷落马两个事实，导致现在这个榜单无法全面反映30年台湾人声的代表性。硕果仅存的魅力之嗓，或者属于校园/原住民系列，或者是兼有人文性、音乐突破意义的对象。张镐哲、姜育恒、曲祐良、高明骏、东方快车、杨庆煌、信乐团、殷正洋这些异嗓的缺席是不可思议的；唱作俱佳的歌唱奇才明显被低估，齐秦、童安格、伍思凯、陈淑桦仅有1张，周华健只有2张作品入围的事实，明显与其优秀专辑众多的事实不成比例。
——那些在商业上得志的，这一回统统都不得志。费翔、张信哲、巫启贤、张宇、孟庭苇、黄品源、许茹芸、柯以敏、刘若英、任贤齐、动力火车、赵咏华、万芳、徐若瑄、无印良品、阿牛、游鸿明、黄立行等，可能也是某一类创作/演唱风格的代表者，这一回却被剃了光头。这导致了一个结果，最佳专辑200张对这30年台湾流行音乐的代表性是不够的。虽然，以上诸位并非绝对有资格入选，但比之那些远非重大的人物，竟占据了那么多完全不具代表性的席位，这样的结果有必要改写。
三、 对制作人的个人音乐探索彰显不够。
可能是因为“不评鉴演奏曲”这一规则，导致这个榜单对幕后制作人在纯粹音乐上的探索重视程度不够。实际上，这是流行音乐中非常有趣的一个领域，曾出现不少风格极为独特的概念制作，不属于人文意义的概念，而纯然是音乐上的整体概念，精彩，但往往不被大众所识。
存在着两类制作人。一类制作人本身就是卓越的歌手，他们的个人作品甚至会比他们为明星制作的专辑更受关注，另一类制作人主要是专业制作人身份，更偏重音乐、幕后的角色，其个人作品没有多少历史或人文意义，偶尔出片，似乎是玩票性质，游离于流行音乐和人文浪潮的边缘地带。但也正因为此，这些作品比他们为专业歌手制作的专辑要放得开，更具有音乐上的私人探索意味，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地脱离流行工业的标准产品模式，向着音乐探索的异地飞驰而去。这时的作品，属于流行音乐专辑中的异品。
“200佳”涉及到的这类作品，有李寿全《8又二分之一》、小虫《葬心》、陈扬《桂花巷》、黄韵玲《平凡》、李欣芸《国际漫游》，它们或因作品中有一二人声而幸存，或因制作人本人歌唱力量的足够强大而与歌手唱片傲然同列。但是有更多的奇品、异品终未入眼，比如我零星知道的：滚石《新乐园》、陈扬《盆地边缘》、李泰祥《错误》、陈世兴《空/山/灵/雨》、詹宏达等《台北 春天 新故乡》、《张四十三与他的三姑六婆》、陈美威+李士先《二元一次：走钢索的人》、《鲍比达的新音乐》、涂惠元《躲在音乐背后的人》、黄韵玲《心动》、侯孝贤《太阳》、Ray《R.A.Y》、《一个李骥》。
而纽大可的专辑，既属专辑典范，又属人声典范。他真是一个韵味十足的人，即便作为歌手，也属于大歌手。
还有吴金黛《我的海洋》这样的作品，还有像吴金黛那样纯音乐的、民族音乐的一大堆风潮唱片，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是检点历史时必须要考虑的。
四、 **、香港作品入选不系统。
这属于小节。依我之见，**、香港作品（在台湾发行的）可以从这个榜单上拿掉，把位置让给更多台湾原产的作品。一来可以保持纯粹性，二来——这才是最主要的——对这部分音乐的评选实在只是零星点缀，不系统，完全不能反映出这两地的音乐风貌；如果真是按标准评选，列在候选名单上的**作品几乎全都可以上榜，比之榜上部分台湾作品，它们在风格差异性和作品力量上，都胜出太多。

“筑起可以瞭望的塔台”（吴清圣语）；“梳理流行音乐的珠玉脉络”（叶云平语）；留存历史；提供经典唱片指南……这些出发时的目的，随着《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的出版发行，应该说已经尽皆实现。这里唠唠叨叨说了一万字的废话，提出值得关注或应该另外入选的作品名单，决非是要真的转换已有的榜单。凡评选，就有规则；凡有规则，就有规则下的必然结果。如果真的可以随便调换，那么整个评选的公正、意义都将失去。但我想，《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看起来是在留存历史，其实也是在做一件瞻望未来的事，虽然书已出定，但关于它的成长并没有终止，这就是，到底哪些作品将成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作？这需要更悠久的时间、更广泛意见的参与、更博大的历史沉淀，来逐渐达成。
已经听到人说，《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是台湾流行音乐唱片搜求的圣经。是的，本书原本就有指南、导引的目的，但有一种歧途是，将此作为“最高指示”，凡圣经所载即为圣物，凡圣经不记即低人一等，如果真以这个标准衡量，这本书还差得有距离。不仅200佳榜单可能遗漏不该遗漏的力作，而且，聆赏音乐还有其他趣味，观察历史也还有许多角度，要把这一切都专美、占尽，远着呢！还有，你是在用你的耳朵在聆听，而不是用马世芳的耳朵在聆听。对马世芳的耳朵，凡人需要敬畏、参照，在敬畏、参照的同时需要醒觉、发现，培养自己的智识、本心。所以这篇议论定下了这样的题目：距离圣经一公里。

填写

这玩意不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