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

　　从那时起，我就是以一条半腿在球场上踢球，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我要在身体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踢球，我每年最多只能踢两三场球。伤痛一直与我为伍。伤痛确实爱我，从不离开我。如果伤痛是个女人，那她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忠实的、永不满足的情人。每天对我都是一场考试，每次训练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训练。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佛罗伦萨，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１９８６年初，我遇到了马尔德拉，他和我受了同样的伤，并在同一阶段动了手术，７个月后他就返回了球场。我向他打听原因，他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按摩师叫帕尼。从此，我开始跟随帕尼，我们成为朋友，他的帮助对我的康复是不可缺少的。

　　１９８６年１月，我代表佛罗伦萨青年队参加了维亚莱乔杯赛。１月２６日，我首次坐在意甲替补席上。３天后，我在佛罗伦萨对乌迪内斯的足协杯赛中踢了１７分钟。过了１天，我在维亚莱乔对纽约太平洋队杯赛中踢了全场比赛，我们以２比０取胜，两个球都是我进的。

　　９月２１日，我终于参加了对桑普多利亚的意甲比赛，但４天后，我在训练中旧伤复发。１２月６日在对锡永队的热身赛中我试着上场，不料右腿半月板又一次受伤。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回到圣艾蒂安医院再次动了手术。

　　虽然这次手术简单得多，但我非常害怕手术后醒来时与上次一样疼痛。手术后一睁开眼睛，我就对母亲说：“妈妈，什么时候做手术？”母亲回答说：“罗比，你看，手术已经做了，一切都顺利。”在我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将返回球场，我将所向披靡。”
信佛与结婚

　

     １９８７－８８赛季，我在佛罗伦萨踢了２７场比赛，进了６球。我的进球比较少，主要是伤痛作怪。我很少参加训练，上场比赛时往往１０分钟后就精疲力竭。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信佛，这并非偶然。

　　１９８８年元旦对我是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元旦清晨７点半，我敲响了毛里齐奥的家门。他是我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一直劝我皈依佛教。

　　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深，当我停止做弥撒时，我意识到这仅仅是我的一个习惯罢了。在毛里齐奥的一再坚持下，我对佛教产生了好奇心，开始羞羞答答地到书店找一些佛教书籍看，最后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决定试一试。

　　和许多人一样，毛里齐奥通宵达旦地欢度除夕，３个小时前才上床睡觉。他睡眼朦胧地开门说：“是你啊，出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开始信佛，现在，立即，如果你现在不答应，那就算了。”

　　毛里齐奥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说：“你疯了，应该把你绑起来。什么时候不行，偏偏现在？你脑子里有魔鬼吧。”他当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就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寒冷的清晨，我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２次，每次至少１小时。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从那时起，我就是以一条半腿在球场上踢球，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我要在身体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踢球，我每年最多只能踢两三场球。伤痛一直与我为伍。伤痛确实爱我，从不离开我。如果伤痛是个女人，那她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忠实的、永不满足的情人。每天对我都是一场考试，每次训练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训练。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佛罗伦萨，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１９８６年初，我遇到了马尔德拉，他和我受了同样的伤，并在同一阶段动了手术，７个月后他就返回了球场。我向他打听原因，他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按摩师叫帕尼。从此，我开始跟随帕尼，我们成为朋友，他的帮助对我的康复是不可缺少的。

　　１９８６年１月，我代表佛罗伦萨青年队参加了维亚莱乔杯赛。１月２６日，我首次坐在意甲替补席上。３天后，我在佛罗伦萨对乌迪内斯的足协杯赛中踢了１７分钟。过了１天，我在维亚莱乔对纽约太平洋队杯赛中踢了全场比赛，我们以２比０取胜，两个球都是我进的。

　　９月２１日，我终于参加了对桑普多利亚的意甲比赛，但４天后，我在训练中旧伤复发。１２月６日在对锡永队的热身赛中我试着上场，不料右腿半月板又一次受伤。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回到圣艾蒂安医院再次动了手术。

　　虽然这次手术简单得多，但我非常害怕手术后醒来时与上次一样疼痛。手术后一睁开眼睛，我就对母亲说：“妈妈，什么时候做手术？”母亲回答说：“罗比，你看，手术已经做了，一切都顺利。”在我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将返回球场，我将所向披靡。”
信佛与结婚

　

     １９８７－８８赛季，我在佛罗伦萨踢了２７场比赛，进了６球。我的进球比较少，主要是伤痛作怪。我很少参加训练，上场比赛时往往１０分钟后就精疲力竭。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信佛，这并非偶然。

　　１９８８年元旦对我是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元旦清晨７点半，我敲响了毛里齐奥的家门。他是我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一直劝我皈依佛教。

　　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深，当我停止做弥撒时，我意识到这仅仅是我的一个习惯罢了。在毛里齐奥的一再坚持下，我对佛教产生了好奇心，开始羞羞答答地到书店找一些佛教书籍看，最后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决定试一试。

　　和许多人一样，毛里齐奥通宵达旦地欢度除夕，３个小时前才上床睡觉。他睡眼朦胧地开门说：“是你啊，出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开始信佛，现在，立即，如果你现在不答应，那就算了。”

　　毛里齐奥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说：“你疯了，应该把你绑起来。什么时候不行，偏偏现在？你脑子里有魔鬼吧。”他当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就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寒冷的清晨，我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２次，每次至少１小时。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西北风

　在这个时期，安德蕾娜从卡尔多尼奥搬到佛罗伦萨和我同居。在伤痛的日子里，她对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

　　安德蕾娜是我儿时的邻居，我在１５岁时与她相爱。那是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的晚上，我和朋友踢球一直踢到晚上９点半。安德蕾娜骑着摩托车３次经过球场，第３次她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取下她戴的一只戒指对她说，我要３个星期后才从维琴察回来，我戴上这只戒指，这样你不得不想我。

　　当我到维琴察训练时，我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当我回到卡尔多尼奥时，发现她也是如此。于是我们订了婚。那是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我和安德蕾娜举行了婚礼。７月１日，我为佛罗伦萨踢了对罗马的联盟杯资格附加赛，比赛结束后，我返回佛罗伦萨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回到卡尔多尼奥。晚上，我和一个弹吉它的朋友到安德蕾娜卧室的窗下唱了一晚的小夜曲，直到凌晨７点才睡觉。３个小时后，我们举行婚礼。我困极了，喜筵吃到一半，我已经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婚礼是在天主教堂举行，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不该这样做。我知道这是个矛盾，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德蕾娜和我的父母，他们很在乎这个。如果是现在结婚，我们不会在教堂举行婚礼，肯定不会。要知道，当时我信佛才一年多，家人都怀疑和反对，安德蕾娜也是如此。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她在我后面念经，几乎是躲在那里。她已明白佛教对我的帮助。从那天起，她就没再停下来。打坐念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需要。
离开佛罗伦萨

     １９８８－８９赛季，佛罗伦萨获得了欧洲联盟杯资格。教练埃里克森对我很信任，我参加了３０场比赛，进了１５球。１９８９－９０赛季，我在３２场比赛中进了１７球。虽然佛罗伦萨在联盟杯中打进了决赛，但球队在联赛中成绩不佳，为此几换教练。对我来说，这是个波动的赛季，我卷入了可怕的转会风波。

　　１９８９年夏天，佛罗伦萨老板庞特洛伯爵与尤文图斯老板阿涅利达成了我的转会协议。当ＡＣ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试图买我时，阿涅利回答说，巴乔已经是尤文图斯的人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桩买卖，最重要的是，我不愿离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近了我，佛罗伦萨城非常美丽，球迷非常热情，我在这里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佛罗伦萨就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我在佛罗伦萨买了房子，并开始装修。在我的要求下，我和佛罗伦萨的合同续签到１９９１年６月。当人们纷纷议论我将转会的时候，我对球迷说：“我将留在佛罗伦萨，我将把这句话写在城墙上。”我是真诚的。

　　当我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后，我对庞特洛说：“我要留在这里，我可以少拿钱。”但他回答说，如果我留在这里，他将“胡作非为”，让佛罗伦萨只有降级的份。

　　没法和庞特洛谈下去了。１９９０年夏天，我到罗马偷偷地见了切奇·高里（注：后来成为佛罗伦萨老板）。我对切奇·高里说，我想留下，如果他购买佛罗伦萨，我将终身为佛罗伦萨效力。

　　切奇·高里答应与庞特洛谈这件事，但第二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没有希望，因为只有我走，庞特洛才卖俱乐部。如果我留下，庞特洛也将留下，佛罗伦萨将降级。我这下明白，我不得不走了。

　　说到底，不是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而是庞特洛伯爵赶走了我。我不是背叛者，我被出卖了。我的所有努力如同在与风车作战，一个人单枪匹马无法与一个体制对抗。当时博斯曼判决还没有出台，球员完全属于俱乐部。我无能为力，感觉真是坏透了。

　　尤文图斯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在１９９０年的欧洲联盟杯决赛中，佛罗伦萨的对手偏偏又是尤文图斯，这也是命运使然。我们输掉了决赛，我在比赛中也卖了力，但我的心情极坏，在场上的表现很一般。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８日，在联盟杯决赛结束后两天，我转会尤文图斯的消息正式公布。转会费是２５０亿里拉（１３００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媒体称我是“２５０亿里拉先生”。我在尤文图斯的年薪是佛罗伦萨时的３倍，我不在乎钱，但既然我必须走人，至少应该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于是我同意去尤文图斯

西北风

　在确知我走人的消息后，佛罗伦萨城爆发了，球迷对俱乐部发动了战争。我当时在家乡卡尔多尼奥，对电视和报纸上的所见所闻简直不敢相信。我是个爱安静、爱和平的人，现在却成为我所热爱的城市骚乱的起因。我只能独自流泪。

　　我累了，我再也没有力气与命运抗争。我妻子怀孕了，而且１９９０年世界杯也迫在眉睫

在世界杯上坐板凳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就要到了，气氛非常沉重。国家队集训中心在Cover-ciano，离佛罗伦萨只有一步之遥。远处可以听到佛罗伦萨球迷造反的噪音。情况如此严重，于是维奇尼教练决定将训练中心对观众关闭。我得躲在警车里进入集训中心，训练之余，我躲在房间里足不出户，打坐念经世我唯一的药方。
我入选过老马尔蒂尼的意大利21岁以下队，也入选过佐夫的意大利奥运队。1988年10月，维奇尼把我首次入选国家队，但没有上场。11月16日，我首次在国家成年队露面。

       1989年4月22日，在难忘的意大利对乌拉圭的友谊赛中，我射进了一记任意球。罚任意球之前我心里很害怕，当看到球进网时，我非常欣喜。在国家队进球是我儿时的梦想。我想，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我的辉煌之日是1989年9月20日，在这场对保加利亚的比赛中，我进了两球，还有一次助攻。媒体普遍认可了我，给我打的都是8分。

        我和国家队球员关系良好，特别是未来的尤文图斯队友塔科尼和斯基拉奇对我很热情。我和维奇尼的关系也是真诚的。维奇尼总是说，我是意大利转会费最高的球员，要保护我避免受到外界的压力，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

     世界杯期间，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我和贾尼尼的竞争，其实这不是实情。贾尼尼是传统的穿针引线者，而我在场上的位置更靠前。可惜的是，维奇尼认为，我上场后球队攻守比较失衡。而且他偏向于让当年自己手下青年队的球员上场，由于伤痛，我没有入选过那支青年队。

    我在对希腊队的热身赛中最后上场踢了几分钟。世界杯开始后，我在队奥地利和美国的头两场小组赛中没有上场，6月19日，在小组赛第三场对捷克的比赛中，我首次担任首发，在盘球过了对方多名后卫后，我将球射进网内。

        对于每个进球，我都有如痴如醉的感觉，但这样的进球则是一种解放和升华。过去在对那不勒斯的比赛中，我也有过这样的进球。这种进球需要想象力和创造性，靠的是艺术家的本能。当我看到球进网后，我不禁兴奋地扑倒在地上。

    在对乌拉圭的1/8决赛中，我射进一个任意球，但裁判判进球无效。在对爱尔兰的¼决赛中，我打了71分钟。在对阿根廷的半决赛中，我在赛前才知道我是替补，维奇尼偏向让维亚利首发。维亚利当时说：“当比赛变得艰难时，上场的应该是硬汉。”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但最后我们输了。我对坐冷板凳当然不快，但感觉也不是那么糟糕。我还非常年轻，也天真，相信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上场时比分是1比1，我经常问自己，如果这场比赛我首发上场，结果会是什么？没有答案，无法证明。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我的一记任意球差点破网，但阿根廷门将创造了奇迹。点球决胜时，我的点球进了，但这不够，最后我们以点球告负。在以后两届世界杯我们均是这样失败，这种晦气让人很难咽下。

    在于英格兰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 我们踢得很好。我助攻了一球，自己也进了一球。但大家都无心庆祝。这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在球场上，我们相互问道：我们赢了5场比赛，平了1场，怎么可能失去世界杯呢？但这是事实。

    整个夏天，人们谈论的都是世界杯，特别是塞雷纳和多纳多尼的点球失误以及我在半决赛中坐了冷板凳。但我已经开始考虑新的前途。

“拒罚点球”非我之过

    １９９０年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已转会尤文图斯，但我公开声明我是以佛罗伦萨球员的身份为国家队效力，因为是佛罗伦萨让我起飞。尤文图斯球迷非常不满，在７月３０日球队开始夏训的首日，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举止以及声明，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西北风

　　在与媒体以及球迷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将尤文图斯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而是将它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当时很拥挤，而且匆匆忙忙。但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在都灵的几年中，我从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经常思念佛罗伦萨。转会事件使我变得忧郁沉闷。我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几乎从不在都灵过夜，只要可能，我就逃到家乡卡尔多尼奥，陪伴怀孕的妻子。

　　在女儿出生后，我更是训练一结束就回家。我经常在下午５点就穿上睡衣和女儿玩耍。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重要，我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没有与尤文图斯融为一体，自己有很大责任。

　　我和新教练曼弗雷迪关系很好，他以我为中心组建了球队，开始情况不错，有希望争夺联赛冠军，最后却连欧洲三大杯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球队，发挥得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四五个球，有些比赛却反常，例如对热那亚那场比赛中，我们进攻了８５分钟，却在最后输了球。球队的发挥起伏不定，我想是有人反对新教练，但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曼弗雷迪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教练，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尤文图斯第一个赛季，我在３２场比赛中进了１４球。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１９９１年４月６日我在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所谓“拒罚点球”的那个插曲。我要说的是，到尤文图斯后第一个赛季对佛罗伦萨的两场比赛，我的运气都不好。主场是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日，那天正好我女儿出生，我根本不想踢这场比赛，我只想立即和妻子在一起。我带着高烧参加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匆忙回家。

　　当我第一次作为对手返回弗兰基球场时，气氛非常沉重。佛罗伦萨一些球迷在我转会时称我是雇佣军，是犹大。有些老朋友来看望我，他们担心要出事，于是我要反过来安慰他们。其实我也很紧张，在过去的球场和过去的球迷面前，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比赛之前，我对曼弗雷迪教练说，如果比赛中有点球，我不罚。并非我不愿将球射进佛罗伦萨的大门，我是职业球员，不是个孩子。关键是佛罗伦萨门将马雷吉尼过去一直和我练点球，对我了如指掌，如果由我主罚点球，对他有利。

　　于是曼弗雷迪决定这场比赛的点球手是德阿戈斯蒂尼。比赛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但马雷吉尼扑住了德阿戈斯蒂尼的点球。如果德阿戈斯蒂尼点球命中，其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话。　　这场比赛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当我被替换下场时，观众席上掉下来一条佛罗伦萨的围巾，我本能地将它拾起来，整个弗兰基球场欢声雷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算是对佛罗伦萨球迷的告别。虽然他们在比赛中一直对我喝倒彩，但我无法忘记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爱戴。我知道这又得罪了尤文图斯球迷，但我不后悔这样做。我是个球员，但我首先是个人。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面对许多批评，曼弗雷迪教练出面保护了我。他在更衣室当众与我拥抱，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巴乔不是雇佣军，而是一个人，他还补充说，他的梦想不是做一个强队的教练，而是做巴乔所在球队的教练。他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野鸭之缘

      在佛罗伦萨效力时，我认识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打猎，我回答说，１０年前我曾是个猎手，但后来不干了。他坚持说：“我们有个人工湖，我们在那里打野鸭。如果你乐意，你也可以来。”一天，他来我家对我说：“现在正是好季节，星期天早上吧，我带你去。”

　　那天凌晨５点，我准备好一切，跃跃欲试。老板和他的一个朋友开车将我带到湖中的一个棚屋里。天蒙蒙亮，我看到有７只鸟落在我的右边，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时，只听到一声叫喊：“快，开枪！”我们３人一同开枪，７只飞禽全部中弹。我们跑过去拿猎物，他们将一只野鸭放在我的手上。

　　从那天起，不，从那一刹那起，我就迷上了野鸭，迷上野鸭的眼神、模样和颜色。只要我闻到野鸭的气味，我就如同电击，不能自持。我知道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打猎不再是童年的热情，它变成一种成年人的狂热，近乎神圣。

西北风

　到尤文图斯的第二年，一个熟人带我到帕维亚地区卡索尼巴罗尼的一家饭店吃田鸡。饭店老板叫彼得，是尤文图斯球迷，厨师叫米凯莱，是都灵球迷。米凯莱看到我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相信我真是巴乔，他对我的熟人说：“你开什么玩笑，居然带一个长得酷似尤文图斯球员的家伙来这里？你至少可以把他的小辫子剪掉。”我板着脸不说话，他才明白我是巴乔。

　　卡索尼巴罗尼周围有许多湖泊，是打野鸭的好地方。共同的爱好使我和彼得、米凯莱成为忘年之交。彼得今年６４岁，米凯莱今年５８岁，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打野鸭，先在饭店附近，后来到苏格兰，现在则去阿根廷。

　　卡索尼巴罗尼成为我最喜爱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只要不回卡尔多尼奥，我就在这里过夜。　　我对野鸭的疯劲是出名的。在一个８月的星期天，我和迪诺·巴乔一同去湖上看野鸭，我带着一个摄像机。天热得要命，迪诺带了５罐可乐。他很有教养，到湖上棚屋后问我是否可以开罐可乐喝。我对他说：“不行，迪诺，你疯了？一开罐头，噪音将把野鸭全部吓跑！再耐心等一会儿。”

　　我让他在赤日炎炎的棚屋里等了５个小时，鼻子下面５罐冷冻的可乐硬是一口未动。事后他对彼得和米凯莱说：“那人才是疯子。他让我渴了５个小时，我再也不和他出去打猎了。”

　　还有一次，我差点让罗西（ＡＣ米兰门将）被蚊子给吞了。也是８月的一个夜晚，我带他去打野鸭，回家时他的头肿得像个车轮。那里都是稻田，蚊子大而多。我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皮肤粗，但他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气得立即回家，连晚饭也不愿和我一起吃。他也跑到我朋友面前抱怨说：“巴乔是个疯子，一个危险的疯子。”他说得对，我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为什么要杀生。但打猎是我的爱好，从打猎中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如果不能杀生，我们都不应该步行走路，因为步行时也杀死许多生命，我们应该足不出户。对我来说，打猎并不意味着杀生，而是意味着让自己安宁、自我测验、自我探索。这并不违背佛理。无论如何，我现在越来越少开枪了。我经常只是从近处观察野鸭，乐而忘返。

　　野鸭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性格最接近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前世就是一只雄野鸭。有时我也觉得我在前世可能是只腾飞的雄狮。我也喜欢雄狮，因为当它怒吼时，表现出力量和尊严。

　　我知道在我的身上有野性，重要的是让这种野性驯化，如同现在这样。我的许多对手，特别是盯人后卫对我进行挑衅，但我不为所动。不止３个教练对我发动了战争，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最后昏头的是他们，不是我。

我的第一个冠军

     我在尤文图斯的第二年，特拉帕托尼回来了。他是世界最佳教练之一，我对他很敬重。他对我说，他信任我。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你可以与他争执，但他总是信守诺言。在足坛，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特拉帕托尼手下，我的位置成了问题。我的理想位置是前腰，可以自由射门。但为了前锋斯基拉奇，特拉帕托尼让我做了牺牲，位置偏后一点。我可以理解他。今天和当年一样，特拉帕托尼可以要求我做任何战术上必要的事情，为了参加他的国家队踢世界杯，我也可以去守门。

      1991-92赛季，我在联赛中进了18个球，我们踢得不错，但在足协杯决赛中惜败给帕尔玛。1992年夏天，尤文图斯购买了维亚利，人们指望我们一起赢得联赛冠军，但我们没有成功。
      维亚利在尤文图斯的头一年有一些问题，但即便我们状态很好，也赢不了联赛冠军，因为卡佩罗的AC米兰确实太强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球队，而我们仅仅是一支强队而已。
      这个赛季（1992-93），我在27场联赛中进了21个球。在1992年11月8日对乌迪内斯的比赛中，我射进了4个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0天后对苏格兰队的比赛中我受了伤。下一场联赛是都灵德比战，尤文图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在第93分钟以对方的一记乌龙球赢得了胜利。于是有人说，尤文图斯如果没有巴乔，球队更加平衡，也更容易取胜。结果呢？没有我，尤文图斯在1992年年底连败三场。
　到尤文图斯的第二年，一个熟人带我到帕维亚地区卡索尼巴罗尼的一家饭店吃田鸡。饭店老板叫彼得，是尤文图斯球迷，厨师叫米凯莱，是都灵球迷。米凯莱看到我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相信我真是巴乔，他对我的熟人说：“你开什么玩笑，居然带一个长得酷似尤文图斯球员的家伙来这里？你至少可以把他的小辫子剪掉。”我板着脸不说话，他才明白我是巴乔。

　　卡索尼巴罗尼周围有许多湖泊，是打野鸭的好地方。共同的爱好使我和彼得、米凯莱成为忘年之交。彼得今年６４岁，米凯莱今年５８岁，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打野鸭，先在饭店附近，后来到苏格兰，现在则去阿根廷。

　　卡索尼巴罗尼成为我最喜爱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只要不回卡尔多尼奥，我就在这里过夜。　　我对野鸭的疯劲是出名的。在一个８月的星期天，我和迪诺·巴乔一同去湖上看野鸭，我带着一个摄像机。天热得要命，迪诺带了５罐可乐。他很有教养，到湖上棚屋后问我是否可以开罐可乐喝。我对他说：“不行，迪诺，你疯了？一开罐头，噪音将把野鸭全部吓跑！再耐心等一会儿。”

　　我让他在赤日炎炎的棚屋里等了５个小时，鼻子下面５罐冷冻的可乐硬是一口未动。事后他对彼得和米凯莱说：“那人才是疯子。他让我渴了５个小时，我再也不和他出去打猎了。”

　　还有一次，我差点让罗西（ＡＣ米兰门将）被蚊子给吞了。也是８月的一个夜晚，我带他去打野鸭，回家时他的头肿得像个车轮。那里都是稻田，蚊子大而多。我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皮肤粗，但他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气得立即回家，连晚饭也不愿和我一起吃。他也跑到我朋友面前抱怨说：“巴乔是个疯子，一个危险的疯子。”他说得对，我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为什么要杀生。但打猎是我的爱好，从打猎中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如果不能杀生，我们都不应该步行走路，因为步行时也杀死许多生命，我们应该足不出户。对我来说，打猎并不意味着杀生，而是意味着让自己安宁、自我测验、自我探索。这并不违背佛理。无论如何，我现在越来越少开枪了。我经常只是从近处观察野鸭，乐而忘返。

　　野鸭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性格最接近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前世就是一只雄野鸭。有时我也觉得我在前世可能是只腾飞的雄狮。我也喜欢雄狮，因为当它怒吼时，表现出力量和尊严。

　　我知道在我的身上有野性，重要的是让这种野性驯化，如同现在这样。我的许多对手，特别是盯人后卫对我进行挑衅，但我不为所动。不止３个教练对我发动了战争，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最后昏头的是他们，不是我。

我的第一个冠军

     我在尤文图斯的第二年，特拉帕托尼回来了。他是世界最佳教练之一，我对他很敬重。他对我说，他信任我。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你可以与他争执，但他总是信守诺言。在足坛，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特拉帕托尼手下，我的位置成了问题。我的理想位置是前腰，可以自由射门。但为了前锋斯基拉奇，特拉帕托尼让我做了牺牲，位置偏后一点。我可以理解他。今天和当年一样，特拉帕托尼可以要求我做任何战术上必要的事情，为了参加他的国家队踢世界杯，我也可以去守门。

      1991-92赛季，我在联赛中进了18个球，我们踢得不错，但在足协杯决赛中惜败给帕尔玛。1992年夏天，尤文图斯购买了维亚利，人们指望我们一起赢得联赛冠军，但我们没有成功。
      维亚利在尤文图斯的头一年有一些问题，但即便我们状态很好，也赢不了联赛冠军，因为卡佩罗的AC米兰确实太强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球队，而我们仅仅是一支强队而已。
      这个赛季（1992-93），我在27场联赛中进了21个球。在1992年11月8日对乌迪内斯的比赛中，我射进了4个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0天后对苏格兰队的比赛中我受了伤。下一场联赛是都灵德比战，尤文图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在第93分钟以对方的一记乌龙球赢得了胜利。于是有人说，尤文图斯如果没有巴乔，球队更加平衡，也更容易取胜。结果呢？没有我，尤文图斯在1992年年底连败三场。

西北风

但我在都灵还是受到许多批评，同时也传出尤文图斯准备用我交换帕尔玛的米诺蒂的传言。就我所知，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至少我没有想过离开尤文图斯。
        1993年1月3日，我伤后复出的对手是帕尔玛，我的一记进球使我们打败了对手。4月17日，我们在圣西罗球场以3比1战胜AC米兰，球场观众为我们的进球全体起立鼓掌。两个星期后，我们在主场以3比0打败了佛罗伦萨，比赛中我进了一个点球，这是我第一次对佛罗伦萨进球，当年佛罗伦萨降入乙级。
      那个赛季我们赢得了欧洲联盟杯。半决赛的对手是巴黎圣日耳曼，在4月3日的主场比赛中，，威赫在上半场为圣日耳曼进了一球，下半场我进了两记精彩的进球，反败为胜。4月22日客场比赛中，我也进了决定性的一球。
         决赛对手是多特蒙德，主场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落后一球，但最后我们以3比1取胜，我射进两球，迪诺·巴乔进了第3个球。客场比赛只是表演性质，我想再进一个1990年世界杯对捷克队时的进球，我过了许多人，但球最后被门将没收。太可惜，否则那将是一记非常美妙的进球。
         赢得联盟杯后，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赢得的冠军，而且我是主角。为了庆祝胜利，我请全队再彼得和米凯莱（打猎的伙伴）的饭店吃饭。那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我们大喝香槟酒，席间有人跳到桌子上起舞。
         1993年，我赢得了欧洲“金球奖”。这颇出乎我的预料，一年前，我一票也没得。这是意大利球员第三次赢得这个荣誉。同时，我也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等荣誉。
         1994年1月29日，我去巴黎领了奖。但是说实话，巴黎之行最让我感动的不是领奖仪式，而是我带女儿去迪斯尼乐园时她欢快的神情。从巴黎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卡索尼巴罗尼。当时是凌晨6点，我没有惊动彼得和米凯莱，把奖杯放在饭店柜台上，独自打猎去了。当彼得和米凯莱从楼上下来吃早饭，看见放在柜台上的奖杯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
      这是我一个美好的阶段。在1993-94赛季，我进了17球。我正在准备1994年美国世界杯，我视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当时27岁，正是球员的最佳年龄。但这个阶段最美好的事情是我的儿子马蒂亚出生了。我第二次做了父亲，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萨基这家伙疯了”

    在１９９４年美国世界杯上，我们出师不利。在首场对爱尔兰的比赛中，我们因炎热和害怕而手足无措。这场失利后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再也不能犯错。

　　第二场对挪威比赛的前一天，萨基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看，你踢得没有预选赛那么好。”这是真的，但我的位置也变了，在预选赛中，我前面总有一个前锋，而在世界杯，萨基让我踢的位置太靠前了。萨基听了后安慰我说：“罗比，你应该安静，你不要担心位置，因为你对我们如同马拉多纳对阿根廷一样重要。”这番话让我吃了定心丸。

　　在对挪威的比赛中，由于门将帕柳卡吃了红牌，萨基决定换下一个前锋。当我看到牌子上写着我的号码时，我忍不住说了声：“这家伙疯了！？”

　　萨基的战术是对的，但如果我是意大利的马拉多纳，我就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留在场上。我觉得被萨基耍了，我应该承认，我对萨基失去了信任。我们没有争吵，当时也没有进行澄清，但我们之间的某些东西破裂了。

　　第三场对墨西哥的比赛中，我踢得也不很出色。我是欧洲足球先生，我感到了身上的巨大责任。我在房间里闭门念经，以便获得内在的力量。

　　１／８决赛对尼日利亚，我们一开始就丢了一球。对手非常强大，他们打败阿根廷并非偶然，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踢得相当糟糕。佐拉上场后不久就无辜地吃了一张红牌。换人时我很紧张，生怕再次被换下。萨基这次没有换我是对的。终场前１分钟，我接过穆西的传球右脚射门，球打在一个后卫脚上进网。进球后，我又一次感到解放。

　　１／４决赛对西班牙的比赛中，我进了决定性的一球。在半决赛对保加利亚比赛中，我梅开两度，但我至今还后悔不已。上半场我们有不少进球机会，如果比分成为３比０，比赛就结束了，下半场就可以把我换下。当时天气热得如同地狱，大家都累，需要喘息。但上半场对手进了一球，所以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分钟。
但我在都灵还是受到许多批评，同时也传出尤文图斯准备用我交换帕尔玛的米诺蒂的传言。就我所知，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至少我没有想过离开尤文图斯。
        1993年1月3日，我伤后复出的对手是帕尔玛，我的一记进球使我们打败了对手。4月17日，我们在圣西罗球场以3比1战胜AC米兰，球场观众为我们的进球全体起立鼓掌。两个星期后，我们在主场以3比0打败了佛罗伦萨，比赛中我进了一个点球，这是我第一次对佛罗伦萨进球，当年佛罗伦萨降入乙级。
      那个赛季我们赢得了欧洲联盟杯。半决赛的对手是巴黎圣日耳曼，在4月3日的主场比赛中，，威赫在上半场为圣日耳曼进了一球，下半场我进了两记精彩的进球，反败为胜。4月22日客场比赛中，我也进了决定性的一球。
         决赛对手是多特蒙德，主场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落后一球，但最后我们以3比1取胜，我射进两球，迪诺·巴乔进了第3个球。客场比赛只是表演性质，我想再进一个1990年世界杯对捷克队时的进球，我过了许多人，但球最后被门将没收。太可惜，否则那将是一记非常美妙的进球。
         赢得联盟杯后，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赢得的冠军，而且我是主角。为了庆祝胜利，我请全队再彼得和米凯莱（打猎的伙伴）的饭店吃饭。那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我们大喝香槟酒，席间有人跳到桌子上起舞。
         1993年，我赢得了欧洲“金球奖”。这颇出乎我的预料，一年前，我一票也没得。这是意大利球员第三次赢得这个荣誉。同时，我也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等荣誉。
         1994年1月29日，我去巴黎领了奖。但是说实话，巴黎之行最让我感动的不是领奖仪式，而是我带女儿去迪斯尼乐园时她欢快的神情。从巴黎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卡索尼巴罗尼。当时是凌晨6点，我没有惊动彼得和米凯莱，把奖杯放在饭店柜台上，独自打猎去了。当彼得和米凯莱从楼上下来吃早饭，看见放在柜台上的奖杯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
      这是我一个美好的阶段。在1993-94赛季，我进了17球。我正在准备1994年美国世界杯，我视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当时27岁，正是球员的最佳年龄。但这个阶段最美好的事情是我的儿子马蒂亚出生了。我第二次做了父亲，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萨基这家伙疯了”

    在１９９４年美国世界杯上，我们出师不利。在首场对爱尔兰的比赛中，我们因炎热和害怕而手足无措。这场失利后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再也不能犯错。

　　第二场对挪威比赛的前一天，萨基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看，你踢得没有预选赛那么好。”这是真的，但我的位置也变了，在预选赛中，我前面总有一个前锋，而在世界杯，萨基让我踢的位置太靠前了。萨基听了后安慰我说：“罗比，你应该安静，你不要担心位置，因为你对我们如同马拉多纳对阿根廷一样重要。”这番话让我吃了定心丸。

　　在对挪威的比赛中，由于门将帕柳卡吃了红牌，萨基决定换下一个前锋。当我看到牌子上写着我的号码时，我忍不住说了声：“这家伙疯了！？”

　　萨基的战术是对的，但如果我是意大利的马拉多纳，我就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留在场上。我觉得被萨基耍了，我应该承认，我对萨基失去了信任。我们没有争吵，当时也没有进行澄清，但我们之间的某些东西破裂了。

　　第三场对墨西哥的比赛中，我踢得也不很出色。我是欧洲足球先生，我感到了身上的巨大责任。我在房间里闭门念经，以便获得内在的力量。

　　１／８决赛对尼日利亚，我们一开始就丢了一球。对手非常强大，他们打败阿根廷并非偶然，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踢得相当糟糕。佐拉上场后不久就无辜地吃了一张红牌。换人时我很紧张，生怕再次被换下。萨基这次没有换我是对的。终场前１分钟，我接过穆西的传球右脚射门，球打在一个后卫脚上进网。进球后，我又一次感到解放。

　　１／４决赛对西班牙的比赛中，我进了决定性的一球。在半决赛对保加利亚比赛中，我梅开两度，但我至今还后悔不已。上半场我们有不少进球机会，如果比分成为３比０，比赛就结束了，下半场就可以把我换下。当时天气热得如同地狱，大家都累，需要喘息。但上半场对手进了一球，所以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分钟。

西北风

更糟糕的是，半决赛中我的大腿肌肉扭伤，虽然伤不重，但它限制了我对决赛的准备。萨基让我自己决定是否参赛。比赛当天上午，我穿着球鞋在旅馆大厅的墙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肌肉没有问题，我对萨基说可以上场，于是他让我首发。

　　在对巴西的决赛中，我们的状态不如对手。１２０分钟后点球决定胜负。在我的球员生涯中，我很少点球失误，如果点球没有射进，往往不是我将球打高，而是门将将球扑住。

　　当我走向发球点时，我头脑相当清醒。我很了解塔法雷尔，他总是倒地扑球，于是我决定将球射向球门中央，大约半米高的高度，这样他用脚也碰不到球。塔法雷尔果真扑到了左边。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点球有３米高，飞出横梁之上。这是我球员生涯最糟糕的时刻。

　　在我之前，巴雷西和马萨罗也点球失误，但我的错误使我成了替罪羊。人们忘记了，即使我罚进点球，巴西还有一个点球机会。人们也忘记了，如果没有我，意大利根本就进不了决赛。当队友去吃晚饭时，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世界杯后，萨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多次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问过他。世界杯结束后，我２７岁，在国家队进了２４球。但萨基越来越不愿将我召入国家队，最后一次是在１９９４年９月６日，我上场踢了几分钟，然后就完了。

　　我对萨基没有报复之意，甚至谈不上生气。５年前他是意大利足坛最强势的人物，现在就我所知，他再也没有能力担任教练。他这样结束并非偶然。

　　萨基有许多敌人。许多人为他的完蛋而兴高采烈，但我不是。我们后来还拥抱过一次。那是１９９７年年底，我和他一起为Ｗｉｎｄ移动电话做广告。广告场景是美国世界杯决赛，我射进了点球，意大利赢得了冠军，我和萨基拥抱在一起。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尤文图斯的阴谋

    美国世界杯后，我在尤文图斯度过了第４个赛季。特拉帕托尼走了，我为他的离去感到遗憾。里皮来了，他对体能准备很重视，带来了新的器材和体能教练。

　　与特拉帕托尼相比，里皮带来的变化并不小。里皮说，他要一个独立于巴乔的尤文图斯，其实我也愿意这样，这不是批评，他说这话是为了减轻我的责任。事实上，这个赛季我和他没有什么矛盾，我和他关系弄僵是以后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个奇怪的赛季。我进了８球，其中不少球是决定性的，我们也赢得了联赛冠军，但我记得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快乐。最糟糕的是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客场对帕多瓦的比赛，上半场我攻入决定性一球后，我感觉了右膝盖“咔嚓”一声，旧伤又发了。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我的建议所做的手术很成功。

　　在我养伤期间，皮耶罗爆发了。我为他高兴，我是看着他在训练中长大的，他对我很信任，经常征求我的意见，我也热心地帮助他。但对尤文图斯来说，有皮耶罗在家，他们不再想留我这样的２８岁的高薪球员，尽管我并不愿意离开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老板乔瓦尼·阿涅利对我总是很客气，我们经常通电话，但从未一起用过晚餐。他一直说：“尤文图斯视巴乔为普拉蒂尼的天然接班人，但巴乔从来没有达到普拉蒂尼的水平。” 　　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喜欢普拉蒂尼，但他在当时的足球环境中、在他那支球队踢球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他挂靴的年龄比我要早。

　　普拉蒂尼称我是９号半。这是个奇怪的故事，后来我也当面问过他。他说他的话并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１０号，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前腰，我的位置更靠前，更像一个前锋，即９号。因此，普拉蒂尼的说法颇有创造性，但媒体予以不同的解释。

　　在我与尤文图斯讨论续约时，我就清楚他们在逼我走。尤文图斯经理贝特加对我说，只有我降薪５０％，才能续签合同。这就是尤文图斯的态度，要么你接受条件，要么你走人。最后我选择了走人。

   
  
更糟糕的是，半决赛中我的大腿肌肉扭伤，虽然伤不重，但它限制了我对决赛的准备。萨基让我自己决定是否参赛。比赛当天上午，我穿着球鞋在旅馆大厅的墙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肌肉没有问题，我对萨基说可以上场，于是他让我首发。

　　在对巴西的决赛中，我们的状态不如对手。１２０分钟后点球决定胜负。在我的球员生涯中，我很少点球失误，如果点球没有射进，往往不是我将球打高，而是门将将球扑住。

　　当我走向发球点时，我头脑相当清醒。我很了解塔法雷尔，他总是倒地扑球，于是我决定将球射向球门中央，大约半米高的高度，这样他用脚也碰不到球。塔法雷尔果真扑到了左边。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点球有３米高，飞出横梁之上。这是我球员生涯最糟糕的时刻。

　　在我之前，巴雷西和马萨罗也点球失误，但我的错误使我成了替罪羊。人们忘记了，即使我罚进点球，巴西还有一个点球机会。人们也忘记了，如果没有我，意大利根本就进不了决赛。当队友去吃晚饭时，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世界杯后，萨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多次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问过他。世界杯结束后，我２７岁，在国家队进了２４球。但萨基越来越不愿将我召入国家队，最后一次是在１９９４年９月６日，我上场踢了几分钟，然后就完了。

　　我对萨基没有报复之意，甚至谈不上生气。５年前他是意大利足坛最强势的人物，现在就我所知，他再也没有能力担任教练。他这样结束并非偶然。

　　萨基有许多敌人。许多人为他的完蛋而兴高采烈，但我不是。我们后来还拥抱过一次。那是１９９７年年底，我和他一起为Ｗｉｎｄ移动电话做广告。广告场景是美国世界杯决赛，我射进了点球，意大利赢得了冠军，我和萨基拥抱在一起。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尤文图斯的阴谋

    美国世界杯后，我在尤文图斯度过了第４个赛季。特拉帕托尼走了，我为他的离去感到遗憾。里皮来了，他对体能准备很重视，带来了新的器材和体能教练。

　　与特拉帕托尼相比，里皮带来的变化并不小。里皮说，他要一个独立于巴乔的尤文图斯，其实我也愿意这样，这不是批评，他说这话是为了减轻我的责任。事实上，这个赛季我和他没有什么矛盾，我和他关系弄僵是以后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个奇怪的赛季。我进了８球，其中不少球是决定性的，我们也赢得了联赛冠军，但我记得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快乐。最糟糕的是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客场对帕多瓦的比赛，上半场我攻入决定性一球后，我感觉了右膝盖“咔嚓”一声，旧伤又发了。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我的建议所做的手术很成功。

　　在我养伤期间，皮耶罗爆发了。我为他高兴，我是看着他在训练中长大的，他对我很信任，经常征求我的意见，我也热心地帮助他。但对尤文图斯来说，有皮耶罗在家，他们不再想留我这样的２８岁的高薪球员，尽管我并不愿意离开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老板乔瓦尼·阿涅利对我总是很客气，我们经常通电话，但从未一起用过晚餐。他一直说：“尤文图斯视巴乔为普拉蒂尼的天然接班人，但巴乔从来没有达到普拉蒂尼的水平。” 　　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喜欢普拉蒂尼，但他在当时的足球环境中、在他那支球队踢球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他挂靴的年龄比我要早。

　　普拉蒂尼称我是９号半。这是个奇怪的故事，后来我也当面问过他。他说他的话并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１０号，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前腰，我的位置更靠前，更像一个前锋，即９号。因此，普拉蒂尼的说法颇有创造性，但媒体予以不同的解释。

　　在我与尤文图斯讨论续约时，我就清楚他们在逼我走。尤文图斯经理贝特加对我说，只有我降薪５０％，才能续签合同。这就是尤文图斯的态度，要么你接受条件，要么你走人。最后我选择了走人。

西北风

我们的分手并不愉快。尤文图斯的策略和佛罗伦萨的庞特洛伯爵一样，是在球迷面前诋毁我。他们到处宣扬说，巴乔不愿接受为期３年、年薪为２００万美元的合同。

　　一次我去训练，发现贝特加正与球迷头目交谈，煽动球迷反对我。当时我说：“对不起，为什么你不给球迷解释，我的纯年薪是１００万美元，而且你们要我减少５０％？”贝特加交谈的对象是每个月工资只有１０００美元的人，他们对我生气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生气。

　　除了这个插曲，还有许多事伤害了我。一个周日，我和妻子、弟弟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回家，路上有人要钱，我根本未看清什么人，随手给了他２０００里拉（约合１０美元）。但事情没有完。两天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新闻称，巴乔一直在呼吁世界和平并帮助穷人，但只给慈善机构的人区区２０００里拉。消息最后评论道：“巴乔与尤文图斯的合同有困难，所以他拿不出比２０００里拉更多的钱。”

　　我不知道乔瓦尼·阿涅利对我离去有什么想法。最后一次见到翁贝托·阿涅利（与其兄乔瓦尼同为尤文图斯名誉主席）时，他对我说，我该走了，我的时代结束了，球会要在更年轻的球员身上投资等。随后，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劝我去国际米兰：“你知道，我和国际米兰老板莫拉蒂很熟……”我立即打断他的话头：“对不起，下个球队至少由我自己来选。”

在ＡＣ米兰的失意岁月

        在我１９９５年决定离开尤文图斯后，许多外国球队邀我加盟，包括英格兰和西班牙的顶尖球队。为巴塞罗那或曼联踢球固然是个极大的乐趣，但我知道，如果出国，将永远失去国家队的位置，而且我也不愿迫使家庭特别是孩子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我决定不去外国踢球。

　　在意大利球队中，国际米兰和ＡＣ米兰都想要我。尤文图斯想让我去国际米兰，但我拒绝了。我选择ＡＣ米兰的原因是，ＡＣ米兰早就对我感兴趣，贝鲁斯科尼在１９９０年就想买我。　　我和ＡＣ米兰的交涉非常顺利。ＡＣ米兰经理加利亚尼和布拉伊达来到卡索尼巴罗尼（巴乔打猎处）和我面谈。米凯莱（巴乔的猎友）以为我们要谈很久，准备了一大盘香肠和奶酪。但我们握手后坐下，不到一分钟就达成了协议。

　　我和贝鲁斯科尼的关系很好。他和阿涅利不同，比较直接。我们一起吃过几次晚饭。他一直喜欢１０号，对我很恭敬。但当时他已开始搞政治，球队已经感觉到他的疏远，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在ＡＣ米兰穿的是１８号球衣。萨维切维奇应该保留１０号球衣，他比我先到ＡＣ米兰。在我一生中，我很少遇见他这样纯洁的人。他不但是个伟大的足球天才，而且为人方面也是个金童。有人说他和我是竞争者，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从未与任何人竞争过，更不用说和他。

　　在ＡＣ米兰的第一个赛季中，我参赛２８场，进了７球，至少５球是决定性的，还有许多助攻。我进的球不多，但问题是，每当比赛进展顺利时，卡佩罗就把我换下，一直是这样。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赛季最困难的时候用我，但我还是感到不快，因为如果我不踢下半场，就很难以自己的方式射门进球。

　　我和卡佩罗的关系开始还不错，后来变差了。我是个叛逆，不能容忍歧视，和权威们的关系总是紧张。

　　这个赛季ＡＣ米兰第一次在没有荷兰人的情况下赢得联赛冠军，应该说卡佩罗完成了一个使命。但他似乎并不十分满足。当他准备离开ＡＣ米兰去皇马时，他似乎要和全队“算帐”。他做得很成功，在更衣室里，没有人能够再忍受他了。最后他也要试试我，但这次不顺利。

　　我们赢得联赛冠军后，去亚洲进行了巡回比赛。比赛情况不错，但回国途中，在我们乘车去机场时，卡佩罗坐在我前面两排，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他说，我不愿被换下，媒体对我评价过高等等。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让他自讨没趣。

　　１９９６－９７赛季开始时，教练是塔巴雷斯，他让我想起初到尤文图斯时的教练曼弗雷迪。他诚实守信，很器重我。我们起先踢得也不错，但后来更衣室中有人造反，塔巴雷斯被赶走了。我对此感到遗憾，他没有时间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西北风

萨基从国家队直接回来了，我再也没有踢球的机会。球队解释说，在紧急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回到过去。结果大家都知道：球队立即在欧洲冠军杯赛中出局，联赛也是一塌糊涂。炒冷饭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但不少球会不时总要炒一下。

　　对萨基来说，我仿佛不存在。尽管如此，老马尔蒂尼在我接近３１岁时仍将我召入国家队。当老马尔蒂尼打电话给我时，我还以为是个玩笑。当时国家队处于紧急状态，许多球员受了伤。

　　１９９７年４月３０日，意大利对波兰的比赛在那不勒斯举行，我在下半场顶替佐拉上场。５分钟后，我射入精彩的一球，圣保罗球场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人们又开始谈论我。回到米兰后，萨基对我说，他看我的状态不错。但事情没有任何变化，我和萨基的关系进入冰点，没有预料到后来居然一起做了广告。

　　与此同时，我知道卡佩罗要回来，于是打电话给他摸底。我和卡佩罗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但其他一些队友连一面也不愿见他。他在电话里先是说得很含混，然后说球会要求更新，需要体力强壮的球员，而我的年薪太高了，如此等等。

　　我明白我必须走了，我已打过预防针。与过去不同，这次分手没有留下创伤。我必须重新寻找一支球队。在这支球队，我必须有踢球的空间，我要重新获得国家队的位置，我要参加法国世界杯。




怒斥乌利维耶里

       决定离开ＡＣ米兰后，我再次面临抉择。坦济家族要我，帕尔马是我所喜欢的艺术之城，离我的家也近。帕尔马俱乐部雄心勃勃，而且获得了冠军杯入场券，所以它是我的首选。我和坦济主席通了电话，我的经纪人已经开始交涉，但后来帕尔马来了个急刹车。
　　原因我至今不十分清楚，据说安切洛蒂和基耶萨竭力反对我加盟。安切洛蒂可能不喜欢拖后前锋，佐拉就是被他从帕尔马逼走的。基耶萨的态度不很清楚，他一直否认反对我加盟帕尔马。

　　我第一次考虑去博洛尼亚是在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８日我的３０岁生日晚会上，一个朋友对我说：“罗比，如果你在ＡＣ米兰有问题，为什么不来博洛尼亚？我肯定你将在博洛尼亚再生。”

　　这句话让我动了念头。后来我给加佐尼主席打了电话，他欢迎我去。博洛尼亚是盛行篮球的城市，但球迷对我的加盟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季票在我加盟后创下了纪录。转会博洛尼亚后，我剪掉了留了多年的小辫子，头发剃得很短。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其实我只是想变变而已。

　　乌利维耶里教练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我，他去加佐尼主席那里说，如果博洛尼亚买我，就有降级的危险。他没有说服加佐尼，于是假惺惺地表示要辞职。他愿意执教一支不错的球队，但不愿手下有一个抢他风头的著名球员。

　　我们的关系在恶化。一次我停赛了，他将队长袖标交给马罗奇。当我停赛期满后，他对我保证说：“等一个星期，你就重新是队长了。”每次都这么说，但一个赛季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戴过队长袖标。这样的事很多，我想忘记它们。但是，在对ＡＣ米兰和尤文图斯这两场比赛中发生的一切，我不能忘记。

　　１９９７年圣诞节之前，博洛尼亚对ＡＣ米兰。赛前一周，许多记者采访了我，我不停地重复说，我对这场比赛很重视，我将全力以赴，为博洛尼亚增光等等。但星期六下午赛前最后一次训练时，我发现自己将是替补。

　　博洛尼亚首发阵容一般是在星期二或星期三确定，乌利维耶里明明早就决定不让我首发，但他偏偏让我对记者讲了一个星期的废话。我当时果断而有教养地对他说：“您让我受辱了。”

　　新年开始不久，对尤文图斯的比赛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赛前一周，我依然是媒体的焦点，但在星期六训练时，我又发现自己不在首发名单上。他这是在故意耍我，想到这里，我气急败坏地走了，回家后我对妻子安德雷娜说，次日我不去坐冷板凳。然后我给主席打了电话，我对他清楚地解释说，我来博洛尼亚是为了踢球，而不是来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的是乌利维耶里，不是我。

西北风

　　愤怒之下，我当天又去了球队住的旅馆。球队正在吃晚饭，乌利维耶里见我时含糊地说：“我想让你在对手疲劳时上场，你应该明白。”我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想明白，你不过是在新年头里耍我。”他没有发作，而是问我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样困难。听到这话，我失去了自控，冲他大吼大叫。

　　当然，这场比赛我看也没看。幸运的是，博洛尼亚以１比３完败给尤文图斯。如果博洛尼亚赢了这场比赛，乌利维耶里会说：“你们看到了，没有巴乔，博洛尼亚照样赢球。”这样，我将失去在球队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告别世界杯。

　　此后，我重新获得主力位置，但常常中途被换下。作为教练，乌利维耶里拒绝与球员对话并心怀嫉妒。当然，在我接触过的教练中，他不是最糟的。

　　尽管如此，博洛尼亚是沙漠中的绿洲，是我新生的温床。在为博洛尼亚效力的一个赛季中，我参赛２６场，进２２球，这也是我个人的进球纪录。由于这个赛季的表现，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法国世界杯。如果没有博洛尼亚，我不可能参加法国世界杯，甚至今天已经不再踢球。

为皮耶罗当替补

       对我来说，参加法国世界杯已经是个胜利。我和老马尔蒂尼不熟，有人说他是迫于舆论一致压力而不得不召我入队的。我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我希望不是。我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我在博洛尼亚的表现证明了我无愧于国家队。
　　老马尔蒂尼说得很清楚，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尊重他的选择。世界杯期间盛传我和皮耶罗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没有根据。我从来不与别人竞争，我和皮耶罗相处得很好，并不存在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对立。相反，我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４年前的自己。对我来说，皮耶罗如同我的弟弟，我们的关系比在尤文图斯时更好。

　　皮耶罗在冠军杯决赛对皇马一役受伤，世界杯首场对智利比赛我担任主力。我的助攻使维耶里得分，而且在比赛结束前６分钟，我还制造了一个点球并主罚成功。当时我说过，我是故意瞄准智利后卫的手而获得点球，今天在头脑冷静时，我也愿意确认这一点。

　　第二场比赛对喀麦隆，对手始终对我拳打脚踢。我记得开场后不久，对手从我背后粗暴铲球，让我后怕。另外，裁判也判我的一个进球无效。虽然我们以３比０取胜，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在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皮耶罗替换我上场。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安宁地退场。许多球迷希望看到我们同时上场，与维耶里一同组成爆发性三叉戟。在对喀麦隆比赛前的训练中我们也试过这种阵容，但老马尔蒂尼在比赛中从未使用过。

　　在对奥地利的比赛中，皮耶罗首发，我在下半场替换他上场踢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和莫雷罗、大因扎吉打了个漂亮的配合并射进一球。这是我在３届世界杯上的第９球，进球数与罗西相等。我也是意大利唯一在３届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

　　在对挪威的１／８决赛中，我从下半场起就开始热身，我在场外跑啊、跳啊，但最后１分钟机会也没有。当我看到教练示意换人时，我以为终于轮到我了，但上场的是另一个球员。大家对此都有点意外。

　　在教练席后面，意大利观众开始抗议，他们要求让我上场。老马尔蒂尼恼火了，以致当场和几个球迷斗嘴。皮耶罗在此役没有显示出价值。他在对喀麦隆一役有恢复元气的迹象，但在此役又重新消失了。观众自然想到我。事实上，球迷和老马尔蒂尼的冲突也让我觉得好笑。

　　说实话，热身４５分钟而不能上场，毕竟不是愉快的事，但我对老马尔蒂尼没有任何报复之意。１９９０年世界杯上维亚利是主力，１９９８年世界杯上皮耶罗是主力。我的任务是在必要时准备上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许准备太充分了。

　　在和法国队的１／４决赛中，我在第５０分钟顶替皮耶罗上场。皮耶罗踢得不好，但媒体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比如说他“在场上犹如迫使意大利以１０人对１１人”云云。我上场后有所表现，也差点进了一记“金球”。我将球带到对方球门的右边并起脚射门，我唯一的错误是踢得太干净了，球稍偏高而飞出横梁。如果脚法“脏”一点，我肯定球将踢入网。那将是一记美妙的进球，我也将成为英雄。

   
  

  
　　愤怒之下，我当天又去了球队住的旅馆。球队正在吃晚饭，乌利维耶里见我时含糊地说：“我想让你在对手疲劳时上场，你应该明白。”我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想明白，你不过是在新年头里耍我。”他没有发作，而是问我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样困难。听到这话，我失去了自控，冲他大吼大叫。

　　当然，这场比赛我看也没看。幸运的是，博洛尼亚以１比３完败给尤文图斯。如果博洛尼亚赢了这场比赛，乌利维耶里会说：“你们看到了，没有巴乔，博洛尼亚照样赢球。”这样，我将失去在球队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告别世界杯。

　　此后，我重新获得主力位置，但常常中途被换下。作为教练，乌利维耶里拒绝与球员对话并心怀嫉妒。当然，在我接触过的教练中，他不是最糟的。

　　尽管如此，博洛尼亚是沙漠中的绿洲，是我新生的温床。在为博洛尼亚效力的一个赛季中，我参赛２６场，进２２球，这也是我个人的进球纪录。由于这个赛季的表现，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法国世界杯。如果没有博洛尼亚，我不可能参加法国世界杯，甚至今天已经不再踢球。

为皮耶罗当替补

       对我来说，参加法国世界杯已经是个胜利。我和老马尔蒂尼不熟，有人说他是迫于舆论一致压力而不得不召我入队的。我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我希望不是。我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我在博洛尼亚的表现证明了我无愧于国家队。
　　老马尔蒂尼说得很清楚，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尊重他的选择。世界杯期间盛传我和皮耶罗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没有根据。我从来不与别人竞争，我和皮耶罗相处得很好，并不存在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对立。相反，我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４年前的自己。对我来说，皮耶罗如同我的弟弟，我们的关系比在尤文图斯时更好。

　　皮耶罗在冠军杯决赛对皇马一役受伤，世界杯首场对智利比赛我担任主力。我的助攻使维耶里得分，而且在比赛结束前６分钟，我还制造了一个点球并主罚成功。当时我说过，我是故意瞄准智利后卫的手而获得点球，今天在头脑冷静时，我也愿意确认这一点。

　　第二场比赛对喀麦隆，对手始终对我拳打脚踢。我记得开场后不久，对手从我背后粗暴铲球，让我后怕。另外，裁判也判我的一个进球无效。虽然我们以３比０取胜，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在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皮耶罗替换我上场。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安宁地退场。许多球迷希望看到我们同时上场，与维耶里一同组成爆发性三叉戟。在对喀麦隆比赛前的训练中我们也试过这种阵容，但老马尔蒂尼在比赛中从未使用过。

　　在对奥地利的比赛中，皮耶罗首发，我在下半场替换他上场踢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和莫雷罗、大因扎吉打了个漂亮的配合并射进一球。这是我在３届世界杯上的第９球，进球数与罗西相等。我也是意大利唯一在３届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

　　在对挪威的１／８决赛中，我从下半场起就开始热身，我在场外跑啊、跳啊，但最后１分钟机会也没有。当我看到教练示意换人时，我以为终于轮到我了，但上场的是另一个球员。大家对此都有点意外。

　　在教练席后面，意大利观众开始抗议，他们要求让我上场。老马尔蒂尼恼火了，以致当场和几个球迷斗嘴。皮耶罗在此役没有显示出价值。他在对喀麦隆一役有恢复元气的迹象，但在此役又重新消失了。观众自然想到我。事实上，球迷和老马尔蒂尼的冲突也让我觉得好笑。

　　说实话，热身４５分钟而不能上场，毕竟不是愉快的事，但我对老马尔蒂尼没有任何报复之意。１９９０年世界杯上维亚利是主力，１９９８年世界杯上皮耶罗是主力。我的任务是在必要时准备上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许准备太充分了。

　　在和法国队的１／４决赛中，我在第５０分钟顶替皮耶罗上场。皮耶罗踢得不好，但媒体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比如说他“在场上犹如迫使意大利以１０人对１１人”云云。我上场后有所表现，也差点进了一记“金球”。我将球带到对方球门的右边并起脚射门，我唯一的错误是踢得太干净了，球稍偏高而飞出横梁。如果脚法“脏”一点，我肯定球将踢入网。那将是一记美妙的进球，我也将成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