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与美

现代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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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贵的演出门票意味着什么？

文/孙孟晋

美国《滚石》杂志出了2006年的年终总结刊，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了美国演唱会的涨价问题。文章题目是：《Why Tickets Cost So Much？》

文章提到一个数据，2003年，“滚石”乐队的门票是50—350美元一张，而2006年是60—450元一张，克里斯蒂娜的门票是40—78（2003年）涨到了50—95元（2006年），贾斯汀是从40—78（2003年），涨到了38—125（2006年）。

文章指出：在美国有两家演出经纪公司在竞争——Live Nation和AEG Live，由于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了总票价上涨百分之6，而观众人数却也下降了百分之6。

“滚石”乐队在美国的门票算是最贵的，合下来最高的票价也是人民币2800元，但去年在中国上海“滚石”最高票价是人民币4000元。单价上，已经是最高了！我们还不说，国民平均收入的指数。350美元只是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而4000人民币一张门票，应该是中国城市居民月收入的二到三倍。

美国人拿十分之一的月收入看一场演唱会，应该没什么承受力的问题。而中国人就绝对不是了，是月工资的几倍来看演出（当然这只是最高票价的比较）。

造成票价如此高的因素有多方面的，一是路费上多出一笔，二是中间商提价、以及合作演出商众多（分一杯羹的人过多），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好在2007年的票价有了明显下降，克莱普顿和罗杰·沃特斯都大大低于“滚石”。

中国内地，是全世界演唱会票价最高的。这个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据我知道，演出公司办这些演出还是冒着很大风险。即使某一场赚了，还要填补另一场的亏本。

扭亏为盈，并降低门票而吸引更多观众的方法有几个。第一，尽可能地排除中间商的盘剥，直接拿到节目；第二，变场地内的坐位为站位，国外看大型流行演出都是站位的，坐位也是看台上的。如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一直害怕的话，我们和国际无法接上轨，也就永远在把家长制的管理方法推移到公共领域。如果能这样做的话，门票可以降低，售出数却能增加，而且现场气氛大大加强；第三，简化报批制度，有利于精简办演出的公司，并提前拿到报批，而有更多时间准备，包括宣传和拉赞助，现在的报批时间过长，根本不利于宣传和赞助方的正常进入。呼吁上级审批单位，该改改你的流程了，别间接成为全世界最高票价的造成者；第四，变竞争为良性竞争，办演出不能短程计划，国外办演出基本上都是一年之前都有规划。而我们这里，永远存在这样的问题：一点也不专业，往往脑门一拍，几个月就要搞定，甚至一两个月内去联系艺人的都有。

而现在来演出的，往往是某个艺人（乐队）来亚洲演出，临时想到中国加一场，匆匆忙忙的很多。

中国内地的演出市场，已经成为外国演出商纷纷光顾的赚钱宝地。光长年在此工作的老外，就具备很大的购买能力。但国内的演出公司（外资公司情况就比较复杂）往往在谈判上处于劣势，拿到的报价，有的要大大高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

现在的演出只是热闹，还根本没反映出一场演唱会该有的含金量。很多演出为了降低成本，而在舞美上省钱。摇滚演出精彩的相当一部分是在舞台效果上的。所以，我们的观众有时候只是看到了真人演出而已，离开百分百的气氛与效果还很远。

除了指望演出公司在办演出上更专业以外，我觉得有关部门在审查与规划方面，应该跟上时代步伐了。别不把演出当产业，也别经常跑到国外考察，结果什么都没考察到，更别只关心超女超男那些玩意。去超超老外吧，不要在文化上永远处于落后国家的地位！

另外，提请演出公司的决策者，在引进一线大牌的演唱会的同时，多考虑价格上二线与三线的艺人，只有把各种不同层次与类别的叫座艺人都请来，才能更丰富演出市场，才会防止演出市场的泡沫经济。

今年初，欧美艺人的演唱会已经开始了好兆头，希望最终各方都能皆大欢喜。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深入地说，不只是搬来一台演出，而要多考虑延伸工程。



作者: 孙孟晋   时间: 2007-Jan-28 13: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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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帝到平民，克莱普顿走通了人生

文/孙孟晋

在自己的音乐里发痴到泪流满面的，世上黑人居多。但老泪纵横的，恐怕首先要数白人——艾力克·克莱普顿了。他的歌被人提及最多的，不是“Tears In Heaven”，就是“Layla”，一首是丧子悲歌，一首是求爱情歌。也算不了多么不公平，克莱普顿音乐的精华皆在重新演绎布鲁斯上面。

就像布鲁斯随着岁月的逝走，只留下了淳朴的发音和含混的唱腔，以及一点点对生命的感激。歌者必然慢慢磨掉浮躁和骚动。

我想克莱普顿能活到今天，是注定要见证什么的。他没有像吉米·亨德利克斯那样燃烧掉生命，也没有像彼得·格林那样不适合更替的时代，他后面的音乐生涯就是在流行和布鲁斯之间穿梭，宛如一个在唱片里走钢丝的智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份经典的评选——摇滚7大吉他手。因为在嬉皮精神弥漫的时代，人们除了对主唱（有一大半是乐队灵魂）顶礼膜拜以外，发现主音吉他手那长长的Solo能为他们的迷幻生涯提供一张睡床。克莱普顿大约在这7个人里面排位三四名之间，吉米·亨德里克斯乃后出的枭雄，在舞台上不可一世，曾经逼得七大之一、“谁人”乐队的汤谢德只能靠摔坏吉他吸引观众，汤谢德和克莱普顿当年都在采访中对吉米表示了恐惧。另一个排位在前面的是“齐伯林飞艇”的吉米·佩吉，下面就应该是克莱普顿了。进入这份名单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像“感恩而死”的杰瑞·加西亚连末座都陪不上。而其中早逝的，成瘾君子不能自拔的，跟不上时代流行的，不在少数。惟有克莱普顿和桑塔纳两人几度重卷流行风。

再看当年英国摇滚，克莱普顿属于挤在夹层之中的，第一波英伦摇滚如“披头士”、“滚石”都把摇滚的发源地美国都征服了，伦敦摇滚不姓“披”、不姓“滚”者，难以再见光明，当年列侬跑到“平克·弗洛依德”地下演唱会去的时候，俨然像皇帝光临。克莱普顿新近在采访里号称从来没有喜欢过“披头士”和“滚石”的音乐。60年代中期，有两支白人布鲁斯非常重要，一支是“新兵”，一支是John Mayall个人的，而克莱普顿的发迹就在这两支别人领导的乐队中。

克莱普顿自组的乐队“奶油”，在我看来是他个人音乐上最有冲击力的一个阶段。而短命的“Blind Faith”和“Derek & Dominos”尽管阵容豪华，但并不能在摇滚史上大写特写。

布鲁斯才是这个人血液里真正的一份激情。

即使是新近的唱片《Sessions For Robert J》里,克莱普顿依然表现出非常有力的一面。说起克莱普顿，总有人赋予他“绅士”称号，好像他是在苟且生存一般，这多少有点对他误解。命运总是在克莱普顿的生命里反弹，他好像又回到了年轻岁月，但成熟的嗓音里有孩儿不会有的洗练。摇摆与沉湎，曾经是他的生活写照。但我更愿意相信克莱普顿活到老唱到老、弹到老，是为了奔向黑人音乐的骨子里去，最终树立布鲁斯最后的里程碑。

你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一切，有什么不曾相处的遗憾吗？那么，这个62岁的老家伙一定会告诉你，一切皆为过眼烟云，把激情与幻想留住的惟一方式是：在内心对音乐真诚。



作者: 孙孟晋   时间: 2007-Jan-17 02:4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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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陈 丹青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李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十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2006年10月12日


作者: 陈丹青   时间: 2006-Oct-31 02:52:35+8

力量与美

尼采思想的成形式和德意志民族的成形是同步的一个过程，民族主义也便同时成为思想的局限。我们要重建中国文化，要重新清扫我们的先贤祠和万神殿。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中国文化的阐释必须要超越民族主义。今天来重聚的中国文化要把我们已经获得了的现代和国际经验作为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要把国际语境当作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个月前洪再新老师在杭州对我说的：“我爱中国文化带有普遍性的方面”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这可能恰恰是很中国文化的东西，就是一种天下的眼光。而且当初梁启超谭嗣同那一代人可能恰恰就是这样想问题，他们独特的教养背景才显得如彼有力。有时候我们，或者说相似的民族背景的知识分子会陷入这样的问题。这时我们不能走到文明的前头去思考深远的问题。而不断地陷入到伪问题，被伪问题分散掉注意力，消磨自己的智力和敏感性。
德意志问题在尼采的思考中所起的作用也许就是负面的。当然，归根到底，尼采对于斗争的境界的偏好，在俾斯麦德国的崛起过程中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但是这种英雄主义也将尼采在一定阶段上引向瓦格纳。也许尼采需要这样的一个阶段才能完成自己的思想。我们看到，德意志精神的极端追求最后演变为尼采和瓦格纳的决裂，最后尼采只能靠病痛来自我滋养。博伊斯说过类似的话：我用工作来滋养自己，而且博伊斯所谓的工作，与病痛作战是其中之一。博伊斯其实是尼采的再传弟子。因为对他影响至巨的斯坦纳就是尼采的学生。但是尼采最后的完成是不断地来到意大利的旅行和隐居，是对法国的重新发现。通过蒙田和司汤达，他得以摆脱瓦格纳。通过比才和肖邦，音乐重新成为朋友而不是瓦格纳式的敌人。这种和音乐的重归于好，最终将导致查拉图斯特拉的韵文。
我们当然对祖国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如同爱情，必须建立在自由之上。否则，责任感就和爱一样，成为叫人盲目的东西。在《悲剧的诞生》时期，新德国的野心和力量似乎有机会成为复兴酒神精神的试验田，这时候思想的假想敌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然而具体的目标总是容易达到的，而这样的目标的达成无法永继斗争境界的维持。当瓦格纳开始享受成功，当德国主义开始享受瓦格纳的时候，境界论者很必然地必须超越国家主义。这就是《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时候假想敌成了奴隶精神，而奴隶精神的顶峰就是基督教（和尼采同样信仰力本论并且热爱斗争境界的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看到自己的同事们享受成功的样子，一定也是气不打一处出）。瓦格纳和基督教的重归于好是普鲁士德国与基督教世界握手言和的征象，在尼采看来当然是对于希腊悲剧精神的背叛，是对于叔本华的背叛。《人性的，太人性的》是尼采和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思想重新对话的开始，这是整体地超越德国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准备。从悲剧精神到查拉图斯特拉之间，这是一个徘徊和裂痕。现在，意大利开始成为资源，是因为意大利人的坦然和贪婪、爱撒谎“几乎完全不具备基督徒的品行”，对于一个庸众统治的基督教欧洲来说，这意味着质朴的活力，因为他们勇敢，勇于生活，爱命运。尼采在这里能构想的生活原则简直是《朱子家训》的回音--《朝霞》。然后，查拉图斯特拉成为一个反基督教的先知。尼采恰当地给了他一个波斯人的身份。这时候，尼采最终彻底超越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这样的伪问题，将自己置于一个更广大的使命中，同时对于斗争境界的追求也永久地得到了满足：甚至于反基督教也是暂时的任务，反形而上学才是根本的任务。
爱中国的思想者，必需要超越中国，要考虑文明的去向的问题。今天的文明该怎样前行。今天的人，应该如何和他人一起活，如何和事物互构，如何死，如何爱。我们必须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不能以中国文化作为借口把问这些问题的专利留给别的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应该更自信一点的是：别的文化背景的人，美国人或者德国人，他们可能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正在等着我们来建议应该怎么走。我们如果爱我们的文化，索性再更加自信一点。他够强大，就不用进人类学博物馆。不用当作世界遗产来保留，而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当代问题的。


作者: q666@263.net(admin)   时间: Sun,2007-Jan-14 00:24:16
重读尼采：唯境界论者
尼采对具体的生活方案的意见也许是可以反复地思量的。比如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奴隶制和贵族政治的信念。抛开这些具体的看法，可以看到的是气质，就是贯穿在他所有的写作中的同一种价值半段的标准：这标准不是逻辑上的，而是美学上的，其实是一种趣味：那就是，尼采其实是一个唯境界论者，既不是唯心主义这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境界是客观的，并非人可以凭心力心愿改造，境界也非同于物。只要是冲突争斗之境，都会呈现出兴衰成败，有大变大动之美，这美是残酷的，个人在其中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但是因此焕发出崇高的生命力。只要是这种力与力向冲激之乱局，尼采便以为是生命的真相。这种真相对他来说成为替代科学所提供的真实世界的幻想。因此这样的思维又一次简单地回到形而上学---即假定一种状况为第一推动力，或原初真实，或万有之源。只是“意志”在这里代替了上帝。
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境界，其实尼采是为了反驳近代科学观的日神理性主义而刻意夸大的。古希腊不可能是这样绝然断裂的两个阶段。那这种臆造是有所为的，但是必须得要信任某种方案才能有所行动吗？我们历来所推崇的某个境界是我们的臆造吗？比如魏晋风骨，是一种境界，已经过详尽的描述也有着大量的样品可供模仿，那是构建起来的吧，那是为了辩驳什么吧？我们的圣人境界呢？还有更晚近一些的范例呢？中国文人理想恐怕一直都是境界论者，中国文人恐怕一直都是既不唯心也不唯物而是唯境界的。这一点是相似的，不同在于，境界对于中国文人的作用似乎不是酒神狂欢式的幻觉，那种幻觉虽然片刻强大，却是一种毒品一般的东西，恐怕经不起日常生活的点点消磨。酒神的狂欢和佛陀的法喜充满不能比，和逍遥游更不能相提并论。我们的境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点滴地修持，在日常的待人接物的细处下功夫，同样落实到互动的施受双方的心理感受。也许我们太实在，也许我们需要癫狂。或许我们只是需要假装癫狂。那不妨是一种方案。
可能生活的方案：还没有死就装死。还没有疯就装疯。装疯，过完我的余生。以疯狂的名义，我就可以完成我的实验，为所欲为，交付给欲望，并提前接受迟早一定会到来的惩罚。但是会赚到一点自由。一点点的自由。
另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其实我早就疯了，但现在我一直疯狂地在假装理智。

作者: q666@263.net(admin)   时间: Sat,2007-Jan-13 0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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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与美

先说过瘾的。克莱普顿还是过瘾。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真能扛，两个多小时没停。三把吉他草坪似地扫射，苹果花盛开。克莱普顿依然保留了一些大段的solo自己弹，不再追求速度，而是柔情满腔，柔情的力量无敌。这个当年的吉他英雄，吉他轻柔在手，依然宛若冲锋枪。两个女生伴唱居然排山倒海，两个人的声音铺底居然无限广阔。克莱普顿唱了《蕾拉》等熟歌，但没唱中国人最熟悉的《天堂之泪》。整场演唱会都像是在炫技，乐手们不温不火但激情的演奏占据了主要的时间。克莱普顿带着浓厚布鲁斯口音的摇滚乐让人舒坦，让人怀念和想象60年代的“精华”和“盲人信仰”，再想想当时的观众吧。当先锋的实验变成主流，或许先锋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了体现。我是非常享受地摇头晃脑听完了演唱会。
再说遗憾。演出结束，我和张楚不约而同说起了演出的音响，太一般了，我们坐在场地里都不觉得打人，太软太窝囊，有包容没打击，劲儿不够，遗憾！然后见着崔健，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音响有问题？”
演出结束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他们都约到了“8号桥”，王磊在那里演出。
梁龙/张楚/汪峰/刘悠/崔健/何森/咪娜/王文浦/马阳/胡依林/孙菱/杨彦/尤尤/张彦龙/黄彦雷/小毛/小君/姜昕/棉棉/王磊。。。。。。喝酒，听音乐，谈艺术和生活，生活比艺术重要不知道多少倍。。。。。。我进入自己真正热爱的生活，黑暗/酒/朋友/喧闹，心中一片光明。
从喧闹的上海回到家，家里已经一大窝人在等了。周静/安巍/程然/杨帆/谭琛/亮亮/杜度。。。。。。

作者: 黄燎原   时间: 2007-Jan-22 09:07:47+8

[ Last edited by 力量与美 on 2007-1-30 at 05:16 ]

力量与美

文/张晓舟 图/苏巍

　　“不一样”其实就是“另类”的意思，但“另类”这个词实在是太知识分子了，从“不一定”到“不一样”，不过是从一个口头禅，变成另一个口头禅—— “口头禅”，多好的一个词啊，先锋在此多么日常。
当“不一定”渐成 “一定”，窦唯便另起“不一样”的炉灶。今年《雨吁》的出版转移了视线，甚至给有的人窦唯又要开唱的错觉。实际上这张尘封6年的旧作那些古僻汉字并没有掩盖其Bark Psychosis式的后摇滚尾巴，而窦唯在此后渐渐摆脱模仿，开启了真正的“东游记”。我曾把窦唯与不一定去年的《八和九生》称作 “在古琴与电子之间无中生有”，与其说是对他们音乐状态的描述，还不如说更是期望，实际上在“不一定”中，张荐远未用电音发功。到了今年的《东游记》和《水先后古清风乐》，窦唯他们不只是继续重用巫娜的古琴，还添上了瑟，而窦唯与FM3在香港出版的佳作《后观音》则沉湎于电子的太虚幻境。窦唯成了一个在琴瑟相鸣的民乐与虚实相生的电子两极逍遥游的神人，这正是中国新音乐在新世纪的新形象。遥视窦唯的两极，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不一样”人员组合也就顺理成章。
刘元并没给“不一样”带来任何爵士气息，就像以前尽管“不一定”大多成员玩爵士，但“不一定”的音乐并没什么爵士色彩，因为窦唯基本与爵士无关，我曾送给他一张John Coltrane的《Blue Train》黑胶，但他不知John Coltrane是谁（于是这张黑胶便转落入文智涌之手）；杨一也没有带来什么民谣，虽然他有人声，偶尔这人声也近乎吟唱。总之，一碰到窦唯，刘元不爵士，杨一不民谣，立马变得不一样。只有武权和张荐是“一样”的，那就是挥洒其电子音乐家/声音艺术家本色，他们的两个笔记本电脑，决定了“不一样”的电音取向：吉他贝斯鼓三大件基本被弃，电音垫底，电音铺陈，而不玩电音甚至不碰电脑的窦唯一碰到武权和张荐，当然也“不一样”了。
12月2日在深圳根据地酒吧上步店算是“不一样”的“全球独家首演”，演出时间是65分钟，3日在根据地南山店演出时间则是64分钟，第二场因为有第一场的积累，加上观众也没第一场那么爆棚嘈杂，因此临场发挥明显更好，演到一小时的时候，看表读秒的张荐便与武权一齐合上笔记本，留窦唯吹箫一曲终了。
窦唯的份量比在“不一定”时有减无增，由于武权和张荐二人电力十足，他的键盘有时甚至只是晴蜓点水，若有若无。第一场他以键盘独奏开场，第二场则始亦箫终亦箫。第一场本说好不打鼓，但中间还是即兴打了一长段，当然仍是波澜不兴、节奏几乎不变的招牌鼓风。有了两个笔记本电脑，键盘多少被抢了一些风头，鼓则可打可不打，箫还是刘元和杨一吹得更多，窦唯的角色有点模糊、游移不定。
但重要的是窦唯更像是一块暗暗包藏秘不示人的磁石，能够随时制造一个磁场。刘元一进入这个磁场，就变得ECM起来，第一场后张荐笑说今晚有十分之一像ECM（我觉得还不只十分之一），并揭发刘元的CD机里是一张Jan Gabarrek。当然刘元并没有Jan Gabarrek的冷洌，只是风轻云淡。4月份和瑞士打击乐大师Pierre Favre等人（当时还有小河、万晓利的人声、张巍的古筝等）即兴jam的时候，刘元也是这样云卷云舒地玩萨克斯和箫。事后Favre称赞其音乐素养高超。
杨一间或以人声给张荐提供采样，经调变循环播出。杨一还吹箫和口琴，最出彩的是第一场有一段堪称“前卫口琴”的吹奏，那唇齿间发出的压抑急迫的噪声几乎听不出是口琴。
武权与张荐的电音合作第二场时更为炉火纯青。张荐是最忙的一个，他还不时采样杨一和他自己的人声来玩，偶尔还玩玩非洲乐器卡林巴，吹吹云南少数民族竹管。第二场用了更多的节奏，但不是IDM（聪明舞曲）,节奏缓慢，往往历久持续不变，间或音量加重节奏加快，然而就在听者期待高潮之际又一点一点按捺下去。张荐、武权此次与窦唯擦出的火花，相当于FM3与窦唯的合作，更接近于新出的声境精微迷离的《后观音》，而不是节奏很多、近乎聪明舞曲的《镜花缘记》。对于摇滚、爵士乐甚至“不一定”的乐迷来说，这是一场“只有前戏，没有高潮”的抚摩，或许一点点撩起你的激情，或许只是一点点抚平一袭清衣上的褶皱，一点点抖落俗世的尘埃，其实无所谓前戏后戏，高潮低潮，只不过是众声平等的狂欢，或寂静。
第一场演毕后有七八个观众在酒吧门口示威抗议，“这不是摇滚音乐节吗？”“不唱歌怎么行呢？”， “这能叫音乐吗？”“窦唯总得在台上跟我们说两句吧？”，“我们能不能退票？或者后天免费让我们看唐朝？”……这些声音都被录了下来，张荐本打算用作第二场最后一场结尾的素材，可惜音质不清最后没用。实际上第二场是以窦唯将一位女乐迷送的花一枝接一枝回掷给观众来谢幕的。他曾经用一把火面对疯狂的世界，现在改用一把花。
“不一样”音乐会的海报用的是一幅日本水墨画，上面是五个柿子，窦唯开玩笑说乐队也可以改叫“五柿子”。而近年痴迷国画的杨一恰好在深圳参加一个水墨展。“东”，贾樟柯的纪录片用这个字表述一个情结，窦唯更直接命名专辑为“东游记”，刘元在后海新开的酒吧则名为“东岸”。这五个柿子便是在“东岸”日日把玩出来的，然后在冬天，因为窦唯买错了票，他们坐一列慢车从后海东岸来到上步南山。经过后期制作，“不一样”会将深圳现场做成一张名为《上步南山》或者《五柿子上步南山》的唱片。
这辆慢车，并非上流中产小资优越闲暇的“慢生活指南”，而是慢慢掠过在喧变时事中已然像钞票一样模糊、残旧、破碎的人面桃花，遥遥驶向万古亘新的山河，就这样在E时代的峰巅放下五个柿子，让群山围绕它们耸立。



后现代观音



　　在中国现代主义大工地的持续轰鸣中，在全球化的大跃进中，似乎越来越多人悄然返身向佛、向观音……这有时是信仰，更多的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一个中国新音乐新的接头暗号。这大约孕育于2003、2004年，然后在2006年达到“高潮”，从FM3的唱佛机到德国Staubgold厂牌对唱佛机的Remix拼盘专辑《点唱佛》，从颜峻的“铁托唱片”到“观音唱片”，从王凡的《身体里的冥想》到《五行》，从窦唯的“不一定”到“不一样”，从“两个好朋友”酒吧每周一回的“水陆观音”到后海东岸新起的自由即兴，从窦唯与FM3的《镜花缘记》，到FM3与窦唯的《后观音》，从颜峻命名的即兴开放组合“铁观音”，到这个更好的命名—“后观音”，你可以理解成后现代的观音，后现代的景和音，后现代对传统的凝神观照和谛听。观音，这个中国传统符号也有助于从声势浩大的声音艺术景观中解开密码，激活集体记忆，以证明自己不再是戴着西方后现代假面的傀儡，并从过佛门而举刀的刺客和过屠门而大嚼的高僧背后，转过身去……
　　FM3与窦唯的这张35分钟多的唱片，源于2004年在北京后海的一个现场，2006年于荷兰混音，并于香港Lona厂牌出版。它是北京近年无数即兴声音现场的一个缩影。首先要注意的是排名，《镜花缘记》是窦唯名字排在FM3前面，而《后观音》则是FM3排在窦唯前面，排名已说明了问题：窦唯在这两张唱片的角色是一样的：鼓手。只是《镜花缘记》中FM3更多的时候是跟着窦唯的节奏在走，结果可想而知做出来的更像一张IDM（聪明舞曲），真鼓和电子布下脚步过于坚定的节拍，衬以典型窦唯式的键盘氛围，悦耳动听却新意无多。《后观音》的进步首先是FM3的进步：扔掉节拍，经营音色和氛围，并且，越来越精微、安静。FM3“本行”的电子，窦唯的鼓，张荐的钢琴、Organ和老赵的吉他，基本没有主次之别，众声平等，细节真切，层次分明，间或辅以颜峻用硬件鼓捣出的一点短促杂音。从第2首到第3首这一段气场充沛，尤其至第三首钢琴如神来之笔；第4首的短小过渡最体现FM3近年的极微倾向；销魂时分则是从第9首低频漩涡中惊心动魄的声色交战过渡到第10首王磊《美丽城》的一段采样—而王磊则是采样了川剧—制造了一个小小的狂欢，然而细听之下，狂欢的只是川剧，只是王磊的电子节拍，窦唯的鼓纵使情不自禁涉足其间，张荐的电子却像迷药渗入死穴，而老赵的吉他始终游离于欢场，如浮云之于繁华俗世。
　　与其说这场始于川剧，间以王磊，终于FM3与窦唯的采样循环，制造了更深的迷幻，还不如说一个中国话说得比你还溜的美国佬，也参透了后观音的禅意。最后，在你还搞不清是在梦中还是真的听到空山流水鸟语的时候，天亮了……
　　从窦唯（有的与张亚东合作）那张键盘练习曲旧作集《八段锦》，到他与FM3的《镜花缘记》，再到《后观音》。不变的是中国命名的诗意，剧变的是音乐深度，从旋律主导，到节奏先行，再到众声平等的音色与氛围。这正是中国新音乐典型的进步。从迷雾一团，到浪花四溅，最后深入平静的湖面，奇诡的世界向你涌来。


作者: 张晓舟   时间: 2007-Jan-23 12:45:27+8

力量与美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

1964年，曾有一个踌躇满志的列侬，1967年，曾有一个迷幻的列侬，1969年，曾有一个长发的列侬，1970年，则是如此刚猛的列侬。

这一年的列侬手中只有一个武器：“摇滚乐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假的。”正是基于这样简洁的观念，列侬向一切他认为虚假的东西发起了猛攻。在这些进攻中，当然免不了那些摇滚乐的后台迷闻，列侬粉碎了总是兴高采烈、请纯可爱的年轻“披头士”形象，他描述乐队早在利物浦的俱乐部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药，“我总是需要药才能生存”。而真正要命和有趣的是，列侬把“披头士”判定为艺术冒牌货。“我们无非是一个把事搞得很大很大的乐队----仅此而已”，“我的技术不怎么的”；“我弹得很烂”；“我也不喜欢多数‘披头士’的歌；”在英国各地巡演之前“我们的音乐就已经死了”；“我们杀死自己，换取后来的成功”；“‘披头士’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混蛋”；对由“披头士”和摇滚乐带来的革命，他的结论是“梦已经做完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如今我已经30岁，而一大堆人留了长头发，如此而已。”......

尽管连《佩柏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样的旷世杰作都曾被评论家们无情嘲弄，但是，有谁曾用如此无情的言语讽刺过被许多人视同生命的最大的摇滚神话？

不仅如此，他同样打破别的神话：迪伦的新专辑“是一堆狗屎”、米克.贾格尔“是个笑话”，激进嬉皮士“让我恶心透了”，大众闲得没事干才会去用神秘主义解读“披头士”或是圣经“密码”，对“知识分子”（甚至洋子的知识分子气）、“精英”、中产阶级和爆发户的挖苦更是随处可见。

同许多人印象中和蔼、幽默、说话轻声细语的列侬相比，这个列侬是一个爱说三道四、怀恨在心和放纵任性的人，原因十分直接：

1968-1970是他和洋子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在政治和艺术上的探索和求新之举被保守的传媒和批评家们抨击；他在进行”原生呐喊“疗程，洋子刚刚流产等等。所有这些，奠定了这个访谈的基调。

这时候的列侬是一个内心充满痛楚的人，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楚，就来自保罗.麦卡尼和乔治.哈里森对小野洋子的态度，他认为他们“瞧不起她”、“羞辱她”。他对保罗利用乐队解散事件去卖唱片也倍感愤怒。于是他披露了乐队解散的真实情形，与保罗公之于众的大相径庭；于是他放言”保罗的东西是垃圾“；于是想斩断他与“披头士”的任何关系；于是他对以往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大放厥词，似乎是想树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公众形象，或者说，是想从公众和历史强加给他的重负之中获得自由。那个乐观、幽默的列侬如此强烈地表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

这绝不表明列侬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从表面上看，列侬从“披头士”解散中所受的感情伤害远远没有保罗他们大，但是当他总是说他不记得“披头士”以前的事的细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伤痕。有时候，你依然看得出来他对“披头士”的感情，比如，他觉得自己可以批评乐队，但还轮不到米克.贾格尔。

但是，这个列侬依然对自己也一样残酷，他不止一次拒绝杨.温纳的恭维，拒绝任何光环，甚至在洋子出来打圆场的时候也拒绝她的遮掩，比如他说：“操纵就是操纵，不用逃避。”

所以，当小野洋子说“像他这样的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她说得过分。在摇滚乐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历史一样，日渐被故意拔高、有意遮盖、成心粉饰的风气变得无趣、苍白的时候，看到列侬充满斗志、袒露内心的言论，实在让人血脉贲张。而要了解一个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汹涌内心，要了解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刻意进取、先行认清时代真相、不惜抛弃一切名利的巨大勇气，这本书绝对必不可少。

当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要加以留心，其中也必然有假话，比如，列侬说1962年以后他同保罗就很少再合写歌曲，就显然是故意抵赖事实。在另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可与本书媲美的长篇访谈All We are Saying（即《花花公子》访谈）中，列侬曾经对此作了修正，“是的，我撒谎了，我们是看着对方的鼻子写了大多数歌。”他甚至坦承，《滚石》访谈中的谎言根本就是为了永远摧毁“披头士”神话的手段。
在《花花公子》访谈中，列侬更多谈及了个人生活，与洋子的关系，谈到他从一个瘾君子变成一个居家男人，谈到他的哲学，谈到他后来的每一首作品。自然，他也再次谈到与乐队的分裂。他强调他们很伟大，但已经成为过去。他对自己与“披头士”的关系作了更宽容、平和的描述。那是10年后又一次巨变的列侬，同这一个相比，他睿智、平和、温柔的一面表露无疑。

就在《花花公子》访谈在杂志上发表的前后，列侬遇刺身亡。这两部长篇访谈，也就成了世人公认的最能深刻反映列侬当时所思所想的访问。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所谈及的具体事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根本不愿意被供奉为神的人最不设防的内心。

温纳创办《滚石》杂志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和列侬碰面，而《滚石》创刊号的封面，也是列侬的照片。刊有列侬这篇访谈的那两期《滚石》，也是杂志最早卖断的两本。虽然两个人的友谊因为出版这书与否而出现裂痕，但当列侬被刺杀的时候，温纳如丧考妣的表现和那封出现在杂志中的哀痛信件，对两人的关系做了最好的说明。

在这个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24岁却无所畏惧的天才记者和一个30岁的天才媒体操控专家的角力，比如温纳一直想把问题拉回“披头士”，但显然列侬更有兴趣谈论现在，谈他如何被改变、谈他现在生活的环境、他会如何前进。对他来说，离开“披头士”无非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
无论从记者的角度还是从受访者的角度，这都是一部可以进入教科书的访谈。当然，真正重要的是，即使在列侬最愤怒的时刻，你也能读到他对洋子充满谢意，对未来充满信心。

所以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今读起来让人神伤：被问及对“当我64岁”的想象时，列侬以为他还有机会老来同洋子在爱尔兰的海边翻看一辈子胡闹的剪贴簿。

我不禁回想1980年12月，几个十几岁的小子在四川大学的木床上收听“敌台”美国之音，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叫列侬的歌手被人刺杀。还要过很多年，我才会知道这个拗口的名字，对我意味着什么。


作者: 郝舫   时间: 2006-Oct-16 06:34:23+8

白猫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力量与美

<P>秋天是明快的，清风拂面神清气爽干脆利落</P>
<P>&nbsp;秋天的落叶是浪漫诗意的，拥抱大地，随风飘扬，洒脱随意 </P>
<P>秋天是成熟的，收获的喜悦，力度的苍劲</P>
<P>&nbsp;秋天是忧郁的，收获后的寂寞，思想者的孤独，英雄迟暮的遗憾，存在危机的预感</P>
<P>&nbsp;秋天的色彩是斑斓的，激情的红色，成熟的金色是秋天的主色调 </P>
<P>梧桐树的落叶传递着秋天的信息，斑斓的表皮，变化的色彩为城市增添人文气息和浪漫情怀</P>
<P>枫的华丽、激情、成熟、色彩、苍劲表现着演绎着秋天的形象与气质</P>
<P>&nbsp;山野中大片的枫林以成熟灿烂的金色，激情如火的红色瞬间爆发心中的激情与灵感 </P>
<P>春天如少年幼稚成长，夏天如青年莽撞强烈，秋天如中年成熟稳健，冬天如老年垂暮悲凉。</P>
<P>&nbsp;秋天的美是意境从容的，远离喧哗与俗尘</P>
<P>&nbsp;秋天的美是意味深长的，自然简洁与明快</P>
<P>&nbsp;秋天是智慧哲学境界的，恰倒好处，不偏不倚，顺其自然；充分阐述自然的魅力、智慧的境界，存在的哲学；</P>
<P>&nbsp;爱秋天的气候、色彩、气质、本色、枫树。。。。。。</P>
<P>&nbsp;秋天的遗憾感觉比较短暂，挽留的是精神，记忆的是形象与灵魂！</P>

[ 本帖最后由 力量与美 于 2007-10-9 09:3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