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歌声传染我们，他们用激情打动我们，他们用天才傲视我们。他们是一些自己写歌自己唱的人，是这个激情溃散的年代里最后的诗人，是不相信爱情的世界里坚持的情人。
他们是创作歌手。
罗大佑
走过一个个动荡的年代，他气势恢宏，他关怀人文社会，他结构严谨曲折多变的长句，他平民化优美流畅的旋律……
罗大佑就是罗大佑，不管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想起他，只要他的身影一出现，就会把所有企图追随他、或者希冀从另一条道路追赶他的任何人甩在身后——他的冷静、他的悲哀、他的磅礴、他的偏激、他的尖刻、他的洞察人性、他的情深不悔、他的中国人情结，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成长。有一代音乐人是听着罗大佑的歌长大的，整个台湾、甚至整个中国人世界从他的音乐中吸取营养和力量：罗大佑是一个路标、一种象征，超越也好、背叛也罢，却绝对不能漠视。
罗大佑找到了中国人的灵魂，有不同凡响的深度和广度。即使情歌，也总有一种百死无悔的坚定和绝望缠绵的等待；即使只作为情人，他在相思入骨中也经常流露出卓尔不凡、清高自诩的气味。
高高在上地俯瞰苍生，罗大佑满怀先知的悲壮、怜悯与大声疾呼的勇气。做先知是极辛苦的事，他用了半生的光阴让自己称职。可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已经不留情的过去，现在的他还关心着他自己觉得深刻与人文的东西，而他关切的那一部分中国人已经不再回顾，而是急着向前看。
罗大佑落伍了。一个给过整整一代人信念与血性的人的落伍是悲壮的──他的壮丽变成了空阔，他的尖锐变成了泼辣，他的痛苦变成了挣扎。他依然是高明的，但目光不再穿透人世间的真相。
在群体缺乏想像力的90年代，罗大佑仍然居高临下，傲视同侪。他失去的只是鼎盛时期的大气与灵气。罗大佑的时代虽然过去，他的荣光已经溶解在了听着他的歌长大的那一批批人的血液中，以不同的方式浮动在人们的生命里。还有什么膜拜能比这更加隆重与崇敬？
再也不会有人能达到他当年的高度，不甘心走下神坛的悲剧英雄当然会抱着自己的理想走到底──我们并不介意他缺少一点点人性的脆弱与敏感，少一点点小人物的活生生的卑微，因为我们可以借他缅怀一个时代的荣光。
陈昇
常常遇到一些人硬拿陈昇和罗大佑比较一番，然后面露不屑之色。我也从未试图列举陈昇的优点去感化之。而面对一样喜欢他的同道，也没有太多的听后感可以交流，最多一起兴奋的说声某某专辑、某某歌曲很棒，然后一起沉默。陈昇是幸运的，他从来不是舆论的中心和热卖的焦点，做音乐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什么干扰，也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他这样很“男人”，很容易走入人心底的歌手实在珍贵：在口琴的幽咽声中吟唱生命里难以回避的思考、彷徨与苦闷，有时讲叙一些他关切的小人物的故事，有时宣泄一下长久郁闷的心情，有时也弄几首讨人喜欢的情歌。
他最特别的一点，是从不指点众生，自命为启明星。他只穿行在人群里，说自己的感受，也替不能评说的人讲一讲故事，你可以在他的世界里看到自己的内心悸动与喜怒哀乐。
听陈昇是一种隐秘的快乐，一种很自我的享受，无须向人解释理由，也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有点粗糙有点浑的家伙。
相反陈昇的缺点我倒是可以说清楚。
比如他自大成狂——别人唱情歌都是委委屈屈的失败和凄凄切切的失落，他却一副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架势，貌似失意和绝望的句子里时刻透出“我这么好的男人太值得你爱”的张狂。
再比如他的尖酸刻薄——从轻浮少女（《Vivian》）到政客（《我爱美丽的宝岛》、《光明凯歌》）、从朋友（《西门浪子》）到社会（《贪婪之歌》），都是他指手画脚的对象，逮着谁就毫不留情的玩一把。
更要命的是，从没见过这么“糟糕”的音乐人，不管给谁写歌都脱不了他那点子气味，老晃着他千载不变的金字招牌，也不怕人腻歪。而一贯滥用口琴、明明能写出很卡拉OK的旋律却偏偏和听众耳朵过不去等等毛病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从不推荐别人也喜欢陈昇。
他的放肆他的苍凉他的自由他的宽容他的多情曾一次次令我神往，希望能像他一样行走在自己的新乐园里，无拘无束地做忠于自己内心声音的一条蓝色、略带酸味的鱼。
崔健
回首那个每人都喊着“一无所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是直到现在，崔健这个名字还是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一种穿透浮华世相的理智所震惊。当他痛苦的句子“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变成了口头禅，当“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变成午夜迪厅里兴奋的集体高呼，崔健和他的歌就已经超越了作品的价值本身，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尽管他后来不满意当年音乐不够技巧，大舌头的唱腔不够个性鲜明，人们记住的还是这些歌曲以及他们叙述的心境。
推出《解决》的时候，他已经向自己的音乐目标走出了很大一步，但真正达到当年的影响力的歌曲只剩下了《一块红布》和《南泥湾》──崔健也许希望过自己以智慧的歌者身份出现，可是人们总不自觉地从他那儿寻找一些集体记忆的描绘，《一块红布》才能满足这种愿望。尽管，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像《这儿的空间》。到了《红旗下的蛋》，崔健努力地把中文唱得绝大多数人觉得比英文还难懂。到了《无能的力量》，认为自己听懂了的人开始玩儿命叫好，更多的人却一脸困惑，把歌词咀嚼几遍之后，决定回去听点儿旧的东西（根据各方面的报道，崔健的演出现场中，每一次都是老歌获得比较狂热的掌声）。
这是歌手崔健的悲哀：当一件作品过于伟大，已经超越了个人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那么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自己的阴影。而他又没有聪明到像罗大佑，用情歌和变幻语言的方式来突围。所以，他只能这样站立在繁华、喧嚣的世界里，做一面人所共仰的旗帜。
这也是中国人崔健的骄傲：他以个人的身份，以“摇滚”两个字做武器，唤醒了无数青年的激情，并使全世界相信，中国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观点。
侯德健
伟大音乐人侯德健的到来曾经使我们非常激动，因为他的《酒干淌卖无》，因为他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也因为他来自当时觉得很神秘的台湾。
在1986年，台湾最杰出的两位歌手同时出走：罗大佑取道美国，追寻他向往的自由；侯德健来到北京，为了中国人的心愿。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当时我们极其陌生的音乐理念，比如说一首歌最重要的是带给人们一些感动与共鸣，和潜移默化的润泽，而不是它讲述了多么重大的意义。
因为侯德健选中了程琳，所以这个嗓音稚气的少女以《熊猫咪咪》、《风雨兼程》等歌曲成为那个年代的骄傲。但是，侯德健这个名字之所以有分量，还因为他在北京出版的两张专辑：《侯德健歌曲精选》和《三十以后》。前者有《未来的主人翁》、《归去来兮》这些比较早时候创作的好歌，和一些北京留下的痕迹，触动了刚刚被邓丽君唤醒、刚刚有机会接触个人情绪的那一代人心中最敏感的弦。《三十以后》则以油画的冲击力来表达岁月无情的悲哀，《我爱》、《喂，老张》、《出走》、《一样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清醒的人在发现了大时代中个人的无力之后，发出的深深的叹息。
所以，侯德健在一遍遍追问“告诉我这是谁的错，告诉我日子怎么过”之后，在明白了“变化比计划还快”之后，能说出这样大气的话：“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了曾经付出的爱。”
也许，侯德健的伟大正在于此：他明白作为个人，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依然努力，依然尝试。对于他苦苦追寻的一切来说，失败是宿命。而这一切的过程，是英雄的事业。
许冠杰
作为香港乐坛的元老，我们熟悉许冠杰可能是从《沉默是金》开始的，而且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有张国荣参加演唱。
许冠杰开创了粤语歌曲的新天地，让流行歌曲可以表达小市民的心声，可以唱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感受。许冠杰的大哥许冠英是香港著名的喜剧电影导演兼演员，许家四兄弟文、武、英、杰都有机会在电影里表演。小弟许冠杰是长得最漂亮的一个，非常受欢迎。
当时流行在电影里面加主题歌，为了配合电影的搞笑气氛，许冠杰就试着自己写全新的旋律，填上接近口语的粤语歌词。因为这亲切又新鲜的主题歌，许家兄弟电影的卖座率节节上升，许冠杰很快就成为大众喜欢的公众人物。
许冠杰的歌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主流的情歌，贴近大众风格；另一类是很有许冠杰个人特色的粤语幽默歌曲，嬉笑怒骂中可以看见小人物的辛酸，从侧面反映了香港大时代的变迁和市民阶层的悲哀。这一类的著名歌曲很多，像七十年代初的《涨价》，1987年乐队风潮兴起时候的《潮流兴夹BAND》，八十年代末的《做人要识DO》，都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作为香港乐坛原创风气的开路先锋，许冠杰不仅仅用歌声影响后辈，有时还故意给他们很多合作机会。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在乐队大多籍籍无名的时候，主动与BEYOND合作，唱他们的歌曲《交织千个心》，使更多的人认识了BEYOND的价值。
五年前，许冠杰开告别歌坛演唱会的时候，全香港都轰动了。回顾许冠杰十几年来的歌曲，正描绘了香港从一个普通小岛飞跃成亚洲金融中心的历程。因为贴近生活，他的歌曲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因为许冠杰艺术创新的勇气，他成为香港流行乐走向大众的里程碑。也因为他对原创音乐的重视，使香港音乐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局面。他的成就虽然有很强的地域性质，但是不仅仅香港人，所有关心华人流行文化的人都会记得许冠杰和他的歌声。 |
发表于 2005-11-25 04:27
| 
发表于 2005-11-25 07: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