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ONT color=blue>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FONT></P>
<P><FONT color=blue>发布: 2009-2-06 07:43 | 作者: 刘溜</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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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NT color=blue>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溜 </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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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NT color=blue>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FONT></P>
<P><FONT color=blue>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FONT></P>
<P><FONT color=blue>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FONT></P>
<P><FONT color=blue>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FONT></P>
<P><FONT color=blue>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FONT></P>
<P><FONT color=blue>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978年12月20日， 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 ——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 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FONT></P>
<P><FONT color=blue>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 很快徐晓成为《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FONT></P>
<P><FONT color=blue>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 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 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FONT></P>
<P><FONT color=blue>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FONT></P>
<P><FONT color=blue>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FONT></P>
<P><FONT color=blue> 1974年 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 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 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 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 《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FONT></P>
<P><FONT color=blue>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FONT></P>
<P><FONT color=blue>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FONT></P>
<P><FONT color=blue>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FONT></P>
<P><FONT color=blue>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 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 北岛说。</FONT></P>
<P><FONT color=blue>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FONT></P>
<P><FONT color=blue>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 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FONT></P>
<P><FONT color=blue> 《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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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NT color=blue>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BR> <BR> 刘溜 “《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BR> <BR> 经济观察报：我原来以为《今天》只是诗歌刊物。<BR> <BR> 北岛：《今天》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后来说《今天》是个诗歌刊物，是因为诗歌影响大，往往遮掩了其他门类的光芒。比如，《今天》的小说很重要， 出了像史铁生、万之、刘自立等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家，领风气之先。而评论也并不弱，包括像阿城、黄子平等都是先在《今天》崭露头角的。<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和芒克、多多他们后来都被归入“朦胧诗派”，但你认为你们是“今天诗派”。 <BR> <BR> 北岛：有个误解。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是我的朋友，他把《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分别发在《诗刊》1979年的第三期和第四 期上。《诗刊》当时发行量很大，超过上百万份，无疑对“今天诗派”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后来官方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却不能提到《今天》。由于缺席，就 只剩下“朦胧诗派”这个官方标签了。 <BR> <BR> 经济观察报：《今天》在当时已经是个禁忌了吗？ 北岛：当然是禁忌。除了一小部分《今天》的读者，大多数人无法得知所谓“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 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 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 <BR> <BR> 经济观察报：能否谈谈“今天诗派”（或“朦胧诗派”）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BR> <BR> 北岛：去年在澳门举办的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个复旦的教授，居然说“伤痕文学”也包括所谓的“朦胧诗”，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他说，你既然研究 “伤痕文学”与“朦胧派”，怎么连《今天》创刊号都没认真读过？我们在创刊号上惟一的评论文章，就是针对伤痕文学的，评的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短 篇小说《醒来吧弟弟》。 <BR> <BR> 经济观察报：批判“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BR> <BR> 北岛：“伤痕文学”基本上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性表达，使文学再次成了工具，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我看这些教授脑袋进水了，抱残守缺，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连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今天》是一个纯文学杂志，但很多人还是会把《今天》跟**联系到一起。 <BR> <BR> 北岛：所谓“纯文学”只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意义，那是**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的反抗。 <BR> <BR>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初民刊很多，写诗的人也特别多，知名诗人有很大影响力。 <BR> <BR> 北岛：《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是精神的能量，语言的能量。这和精神与语言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有关。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转折期，诗歌承担了 过于沉重的负担。诗人甚至一度扮演了类似如今歌星的角色，那也是反常的现象。直到1985年，特别是1989年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中国，诗歌重新边缘 化。这一**的尾声是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叶文福、舒婷、杨练、顾城和我都去了。叶文福最受欢迎，他写的是**讽刺诗，比如有首诗叫 《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非常直接，针对社会上的**现象，比如，将军如何占据幼儿园建造了自己的住所。 <BR> <BR> 经济观察报：没听说过叶文福。 <BR> <BR> 北岛：在诗歌节期间，叶文福被几个女“粉丝”包围着，有点儿像毛泽东。我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叶文福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而毛泽东是晚年的叶文福。”他在 舞台上朗诵时，听众中居然有人高喊“叶文福万岁”。他真的可以发动一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也会成为**的根源。 <BR> <BR> 经济观察报：复刊后的《今天》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吗？ <BR> <BR> 北岛：在海外复刊后，《今天》一度处境尴尬。首先是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处于低谷，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说，孤悬海外，读者非常有限，加上 财力人力上的种种压力。我们为此作出调整，继续寻找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同时，我们把部分注意力转到文化批评上，支持那些边缘化的艺术门类，比如先锋戏剧、 独立电影等。在海外复刊后，《今天》编了很多专辑，大的就有40多个。我们下一期编的是“建筑与都市”专辑，讨论中国城市建筑的问题与危机。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刚说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是哪些问题？ <BR> <BR> 北岛：首要的是批评的缺席，现在不仅是美术，也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等各个门类，都有这样的危机。不仅没有严肃的批评，甚至各种直接或变相收买的**现象 泛滥成灾，这首先始于美术界和电影界，现在已蔓延到各个领域。如果再不正视这一问题，中国文化就烂透了。 尽管《今天》影响有限，但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春季号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就是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专号，这样严肃的批评在国 内几乎已销声匿迹了。今年的秋季号和冬季号连发了两期“七十年代”专号，通过集体的回忆来改变历史书写的方式，展现七十年代特殊的质感。 <BR> <BR> 经济观察报：作这些批评你们没有压力吗？ <BR> <BR> 北岛：《今天》的好处是，有商业化的压力，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商业化的压力在编辑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没有广告，不考虑任何商业诉求。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当然，我们得想办法募捐筹款。在这方面我们很幸运，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贵人相助”。 <BR> <BR> 经济观察报：韩东说《今天》的启示在于，“独立身份以及思想自由的必要”，你觉得这两点总结得准确吗？ <BR> <BR> 北岛：我不知道韩东做过这样的总结，只知道他为《今天》三十周年所写的感言中这样说：“‘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 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 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 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 <BR> <BR> 经济观察报：食指刚刚过了六十岁生日，你把他视为新诗的一个开创者。 <BR> <BR> 北岛：对，我们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是1967年开始写作。正如我在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录《断章》里所写的，第一次听到食指的诗时，我们都还在写旧体 诗，这显然与毛泽东有关，他的37首旧体诗词我们当时都会背诵。1970年春天，我和两位同学到颐和园划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站在船头朗诵了食 指的一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那些诗句对我产生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BR> <BR>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都不太了解食指，最多知道他的《相信未来》。 <BR> <BR> 北岛：这很可惜，食指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虽说自1973年精神失常以来，他的写作没有早期的那么出色。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很多诗歌朗诵会，你喜欢朗诵吗？ <BR> <BR> 北岛：起初一点都不喜欢，我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公共场合，但后来在国外待久了，朗诵成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在美国，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美国诗人都靠朗诵为生。 <BR> <BR> 经济观察报：开始不喜欢朗诵，后来有所转变？ <BR> <BR> 北岛：我在我写的散文《朗诵记》里谈到，除了内向的性格，还有早年的朗诵经验对我们的影响。过去**式的朗诵方法，声音特别夸张，高八度，字正腔 圆。在八十年代有个殷之光朗诵团，他们代表的就是那种朗诵方式。我们后来有意识地克服这种朗诵方式，追求一种比较自然的与呼吸有关的音调与节奏感。朗诵对 写作是必要的调整，你会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停顿。美国“黑山学派”提出了朗诵与写作的关系，特别强调呼吸的重要。“黑山学派”是美国“垮掉一代”的重要分 支。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曾批评过，美国六七十年代后的诗歌主流是叙事诗，你不喜欢叙事诗？ <BR> <BR> 北岛：这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系。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主流，诗人也大部分中产阶级化。自五十年代末美国大学建立了创作课，把一大批出名的 诗人网罗到大学，成了教授。总而言之，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写诗就会变成一种文字游戏。而叙事是英语文学的传统，没的可写，就往叙事上 靠，写自己身边琐事，比如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牛奶坏了、狗丢了，等等。我在美国教书时，特别在课程安排上声明，我反对的正是美国叙事性诗歌的主流，故特 意选择二十世纪国际现代抒情诗作为教材。 <BR> <BR>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讲过希尼？不过希尼的诗也是比较叙事性的。 <BR> <BR> 北岛：没有。其实我是他的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86年就翻译过他的诗，只是没有发表。但我并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叙述跟抒情是不是被分得太开了？诗是可以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BR> <BR> 北岛：其实写叙事诗并没什么错，关键还是怎么写。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少出色的叙事诗，像 《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长恨歌》，等等。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卡佛吗？ <BR> <BR> 北岛：喜欢。不过看卡佛最好看英文原作。我跟苏童讨论过这个问题。苏童的英文并不太好，但为了掌握卡佛的精髓，他查字典把卡佛的原作几乎通读下来。卡佛的小说非常微妙，那种微妙很难在翻译中传达出来，我看过一些译本，都不太够味儿。 <BR> <BR> 经济观察报：他也写诗。 <BR> <BR> 北岛：我跟他还有点儿渊源关系。我从1999年起在美国柏罗伊特学院教书，每年秋天都去，只教七个星期。有人捐钱设立了专门的奖金，每年请一位美国作家来教书。这个项目最初是为卡佛而设的，那是1988年，结果卡佛那年病故了，由卡佛的夫人顶替。 <BR> <BR> 经济观察报：我所知道的是，在国内的诗人中，你比较欣赏的是张枣和柏桦。除了他俩，还有其他诗人吗？ <BR> <BR> 北岛：是的，我挺欣赏他们俩的。他们两个同是学外语出身，具有双重文化的背景。柏桦有点儿可惜，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有很强的张力，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冲 击太大，他曾做过书商的“枪手”，编写了一百多本书，靠此维生。这种生存的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转向中国古典诗歌， 但都没有他早期的诗那么好，遗憾。这些年国内的诗歌，我读的不多，故无从评价。《今天》原来是张枣和宋琳做诗歌编辑，最近由廖伟棠接手做诗歌编辑，与宋琳 合作。廖伟棠年轻有为，希望通过他能和更多有潜力的年轻诗人保持接触。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到，美国把这些诗人、作家请到大学里教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了他们的写作，你后来也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你会不会担心给自己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BR> <BR> 北岛：外在条件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再说我大半生都在动荡漂泊中，过几年安稳的日子不会轻易代替我的过去，不会轻易改变我，当然也要保持警惕。这么多 年来，我在美国大学当客座教授或驻校作家，都是临时的、短期的，东奔西跑，居无定所。我终于在香港得到稳定的教职，但愿能利用生活的稳定多写点东西。 “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平常怎么关注国内的情况？ <BR> <BR> 北岛：国内只是我的关注点的一部分而已，这和我的阅历有关。这些年走南闯北，比如我去过中东，中东的冲突就会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还有在这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我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会在世界各种文化活动经常见面。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大概已经习惯了经常旅行吧，在路上也能写作吗？ <BR> <BR> 北岛：我形容我的生活就像钟摆的两极，旅行变成生活的一种常态：在家就会想念旅行，在路上又会想家。这些年我已习惯在路上写作了，尤其写专栏，到期要交稿。有时候在飞机上也要写。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住过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地方，你觉得哪儿比较适合自己？ <BR> <BR> 北岛：这就是像你这样不太了解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提的问题。其实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到一个新地方要尽快地适应环境，比如要马上了解，到哪儿能买到酱 油和醋，到哪里去租车。这就像动物，尽量保护自己。而且不能太伤感，因为不断搬家，总不能对每个地方都伤感吧？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你不是 游客，要保持生活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不以场景变化为转移的，这是漂泊者的重心。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在《断章》中提到拉赫玛尼诺夫曾激荡过你们的心，你从小就能听到很多古典音乐吗？是不是主要来自俄苏——就像文学那样，你听的古典音乐是不 是主要还是浪漫派的（俄苏和德奥）？音乐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金斯堡和爵士乐、摇滚乐关系很大，你喜欢爵士和摇滚乐吗？崔健接受采访，问他对八十年代有 影响的人物有哪些，他首先提到“朦胧诗人”。你和崔健有接触吗？ <BR> <BR> 北岛：我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纯属业余爱好。随着时间推移，我从浪漫派转向古典派，从交响乐转向室内乐，甚至越来越极端，只喜欢听独奏。我也喜欢爵士乐， 特别是早期的爵士乐，喜欢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羁无束的感觉，而大多数现代爵士乐越来越冷，就像现代人一样，好像被冷冻似的。我完全不懂摇滚乐，但我喜欢崔健，特别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就有我刚说的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和崔健有过几面之交，有一次还一起过生日。我们是同一天生日，我比他 正好大一轮。 <BR> <BR> 经济观察报：印象中好像好多诗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诗人就是不断地回到童年。你对这话怎么看？你重视童年经验吗？这种回顾跟写作状态有什么联系吗？ <BR> <BR> 北岛：童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重心。对诗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忠实自己的开始，并保持重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心未泯”。但仅仅停留在童年经 验上是不够的，还要从中生长出另一种东西，即“青春风格”，那是一种更成熟更持久的生命力，或许就是韩东所说的“强硬的精神”。我正在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 书，讲述我的童年我的北京的故事。其中的片断首先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BR> <BR> 经济观察报：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一过中年就面临危机，创作乏力，精神萎缩，变成一个掌握世界、不再发问的人，被称为中年现象。你对此怎么看？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BR> <BR> 北岛：这与我刚才说到的“青春风格”有关。一个诗人应该一辈子都坚持这种“青春风格”，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诗歌本质上属于“青春风格”，它决不与生命妥协，否认衰老否认死亡。正如陈敬容的诗集的题目 《老去的是时间》，说出了诗歌的精神本质与骄傲。 <BR> <BR> 经济观察报：你有句诗早已成为名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撇开这句话，好像一个有所理想与坚持的人，大抵会有点英雄主义情绪。你现在对英雄是怎么理解的？ <BR> <BR> 北岛：看来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这首诗。在如今这年代，有何“英雄主义”可言？能做一个人，而不做狗猪牛马就很不容易了。<BR></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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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30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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