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

地中海的水很深，人们却说深不过你的眼睛。
不甘心就这样的看着你的青春褪色

西北风

二十年后回首，从绿茵中跑来的，依然是那个带着亚平宁阳光气息的追梦少年，

西北风

球场上：
　　传球:作为世界球史上最好的中场选手之一，马拉多纳的传球胜于巴乔。
　　创造力:马拉多纳更胜一筹，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淘汰巴西队的那一记传球就足可证明。
稳定性:有一个普遍的说法，94年的巴乔并不处于好状态，就是这个处于不佳状态的巴乔进了5球，并且把意大利带入了决赛。90年巴乔一鸣惊人，98年宝刀未老。巴乔的稳定性绝对是球员中最好的。
　　马拉多纳的82年世界杯完全是失败的，红牌加上打人，输球又输人。86年是马拉多纳年，无人可敌。90年风光依旧，可惜球队整体实力太差。94年是马拉多纳的分水岭，兴奋剂事件打跨了老马，也击跨了阿根廷。之后马拉多纳在博卡队逐渐沉迷，直到退役。
　　在这点上，巴乔略胜一筹。
　　体力:无可质疑，马拉多纳强于巴乔。
　　核心:94年世界杯上，没有巴乔的意大利战胜挪威，小组出线。而没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输给了罗马尼亚，未进8强。从这点上看来，老马在阿根廷中不可遗缺。胜于巴乔。
　　左脚:作为世界球史上最出色的左脚王，马拉多纳在这方面比巴乔要强。
　　巴乔的左脚只可以是说成是优秀。
　　右脚:马拉多纳的右脚只起到支撑的作用，他的左脚实在的太完美了，以至于右脚几乎处于“下岗”状态。巴乔的右脚跟苏克的左脚一样，可以用来拉小提琴。
　　头球:两人的身高都明显不足，巴乔稍微高一点，但马拉多纳拥有“上帝之手”，所以这一方面两人打平。
　　身体:巴乔的身体对抗能力跟皮耶罗差不多，都是一碰即倒型。马拉多纳的对抗能力强于巴乔。
　　射门:马拉多纳在意甲得过射手王称号，巴乔是意甲现役球员中入球最多的选手，很难分出到底谁优谁劣，这一方面两人打平。
　　任意球:两人的任意球功力均属顶层，难分高低。
　　点球:尽管在94年最后时刻射失点球，但巴乔仍是射点球的绝顶高手。从巴乔历史上的点球命中率就可以知道，超过80%。马拉多纳在90年也有射失重要点球的时刻，只是守门员救了阿根廷。94年后，在博卡，马拉多纳创记录地连续射失5个点球，或许这是老马一生中最不想记起的回忆之一。由此，巴乔在点球上胜出。
　　运气:马拉多纳比巴乔的球运好，毕竟老马在参加的世界杯中获得过一次冠军。而巴乔，90年季军，94年亚军，98年8强。每次都输在点球上，运气比老马差得太远了。
　　心理素质:相差无几，都能在关键时刻为球队贡献。经典镜头为马拉多纳在86年阿根廷对英格兰中的过五关和90年对巴西之战中的妙传卡尼吉亚。巴乔在94年意大利对尼日利亚，对西班牙，对保加利亚的关键入球，98年对智利时的狡猾。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球场上马拉多纳比巴乔要强，这是不争的事实。
　　　
　　球场外：
　　一句话，巴乔是所有女人中的理想丈夫，所有男人的典范。马拉多纳？
　　球场上的王者在生活上一塌糊涂。虽说色食性，男人的本色也，但做到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肯认，做人也算失败了。象他这样的人，又不是养不起。吸毒，不用多说了，故意枪击记者，没有入狱只因他名气太大，只手遮天。这样的行经，如果也配得上伟大，我无话可说。
　　在球场上，马拉多纳最完美。但从整体上看，巴乔在做人方面无可挑剔。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巴乔迷，这就是原因。
    结论：巴乔比老马更完美。

西北风

“足球是我的病”

　　我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８日出生在卡尔多尼奥。卡尔多尼奥是个有８０００人的小镇，离维琴察１０公里远。在８个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六。我父亲喜欢踢足球，后来成为自行车赛手，因此我们的名字都与运动员有关。父亲给我取名罗伯托（Ｒｏｂｅｒｔｏ），这是他所崇拜的两个球星博宁塞尼亚和贝特加的名字。

　　我是个单纯天真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特别敏感。每当我听到街上救护车开过的声音，我就大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４岁的时候。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份天真，我感到满意。我的女儿瓦伦蒂娜也是如此，这应该是遗传因素吧。

　　足球是我的病。从６岁起我开始踢球，踢的是网球或纸糊的球，反正是圆形的东西我都踢。家里的走廊７米长，２米宽，是我们的球场。比赛是２对２，除了我，还有我的两个哥哥，加上我叔叔，其他人是球迷。我一边踢一边做现场解说，进球的总是我。太妙了。

　　我妈妈总说，我是她最调皮的孩子，一分钟也闲不住。在我父亲开的修车铺前，我经常对着墙踢球，有时踢碎街灯，父母很生气。但我会讨好，道个歉，做个鬼脸，事情就过去了。下雨时我父亲也让我进铺子踢球，我照例将铺子踢得乱七八糟。父亲骂我，屁股上也少不了挨上几脚，但以后一切又从头开始。

　　我的家庭比较贫困，父母经常没有钱给我们买圣诞礼物。我发疯想要的是球鞋。有一次，我看中一双鞋，尽管太小，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买下。穿上它踢球时，脚趾头痛得要命。还有一次，我买了一双有鞋钉的球鞋。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鞋，当天就穿着它上床。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床单给鞋钉弄坏了。我记得当时忍不住大笑，但我妈妈一点也笑不起来。

　　我的所有时间都用于踢球，学习成绩比较差，初中二年级还留了级。我是个聪明的学生，但不用功。对我来说，学习意味着剥夺踢球的时间。我们的时间紧得要命，当时同学间有个规定，谁在比赛中缺席，下次就再也不要来了。这是个可怕的威胁，所以比赛时总是一个不少。

　　我们先踢两个小时的比赛，夏天太阳热得可以晒出脑油，但谁也不管。比赛后，我再去卡尔多尼奥少年队训练，饭也不吃。这个节奏很荒唐，导致我没有时间学习。有一次，中学老师托德斯卡托对我父亲说：“如果书是圆形的，巴乔也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打猎之趣

     足球之外，打猎是我儿时的乐趣。我打猎是为了和父亲在一起。我爱我的父亲，而我父亲爱打猎，我觉得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５岁时我发现了亲近父亲的捷径：喂养他打猎用的引鸟。 这可是一件苦活儿，鸟食要合适，鸟笼要干净，鸟儿不能生病，也不能长虫。先要去掉鸟儿的野性，将它们养熟了；然后训练它们鸣叫。鸟儿在陌生和嘈闹的环境中总是一声不吭，要让它们慢慢习惯噪音，习惯打猎用的棚屋。

     在夏天，我们将鸟儿移到地下室深处，让它们将夏天当成冬天，将即将到来的秋天当成春天。秋天一到，我们开车到打猎地点，把鸟笼挂在树上，鸟儿就像唱片机一样唱个不停。

      每次打猎都像过节一样。大人们凌晨一点起身，准备打猎用的一切。父亲一般两点半将我叫醒，但有时我根本就没有睡，我怕父亲不带我去。秋天凌晨很冷，父亲常犹豫带着５岁的儿子打猎是否明智，但如果他将我留在家里，我就闹得翻天覆地，父亲只有让我多穿几双袜子，厚得鞋也穿不上。

     我们一般在周末驱车２００公里，到弗留利地区打猎两天。我们小小的远征军带着６０至７０个鸟笼，还有猎枪、食物、小棚屋等物。天亮之前，我们到达打猎地点，天上有许多星星，寒风刺骨。


     第一次打猎时，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我因寒冷和害怕全身发抖。父亲对我说：“罗比，不要害怕，跟着我，走快点。”我的任务是在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开枪后到树下的草丛中找猎物。我总是将猎物紧紧地抓在手上，然后骄傲地交给父亲，仿佛这是我的功劳。

西北风

天亮时我们吃早饭：面包和奶酪或香肠。我记得父亲总是喝点葡萄酒，有时也让我尝一口。我一边吃东西，一边第１００次数猎物的数目，然后倒在毯子上昏睡，打猎的枪声只能让我睁开一只眼。

     我们从不在一个地方打猎，每次都是新地方，每次都如同一场演出。

       我开始打猎是为了和父亲、和亲人在一起，后来打猎成为我的爱好。海明威说，打猎是与生命建立一种密切的个人关系的方式。我同意这种说法。与生物在一起，你要生活在它们中间，观察它们，理解它们，有时也杀死它们。打猎时，你在世界之外，在时间之外，你忘乎所以。打猎培养你的耐心，有时一个猎物会让你等待整整一天。打猎时我忘记痛苦和疲劳，因为我乐在其中。

     在卡尔多尼奥儿童队时，打猎让我和启蒙教练泽内雷吵了一架。在１９７９年，我进了４２个球，助攻了２０个球，是“希望中的希望”。一个周末，我照例和父亲外出打猎，没有参加周六的训练。泽内雷是镇里的面包师，过去曾在丁级队踢过球。周二他一见到我就说：“哈，又看到你了，猎人渔夫，欢迎你回来。”

     他居然称我是猎人渔夫，这怎么行？我一气之下掉头走了。如果说今天我很有自尊心，当时更加厉害。４天后有一场重要的比赛，３个队友到我家里劝我上场，我回答说：“不去。”经过几个小时的说服，我才同意参赛。

        比赛之前，球队主席、镇里的水管工对我说：“看你今天踢得怎么样，猎人渔夫。”上半场我进了５个球。中场休息时，我走到他面前说：“够了吗？或者您还要其他进球？”下半场我又进了一球，比赛的最后比分是７比０。

        从１０岁开始，我不得不停止打猎，因为比赛频繁，也因为我害怕别人再叫我“猎人渔夫”。１０年之后，我在佛罗伦萨经不起野鸭的诱惑，又重新拿起猎枪。
伤痛，我忠实的情人

　

     我在卡尔多尼奥儿童队开始小有名气。１９８０年，在我１３岁时，维琴察以３００美元买进了我。维琴察没有儿童队，要在少年队踢球必须满１４岁，所以从当年９月到次年２月，我只训练不比赛。第二年，维琴察取消了少年队，我又有一年不能参赛，但我有幸随同一队训练了６个月。从１９８２年开始，我加入了一队。

　　当时维琴察是丙级队。在维琴察的头一年，我开始习惯冷板凳，这是我平生最可怕的噩梦。事过２０年，我觉得乔治教练这样做是对的，我毕竟才１６岁。第２个赛季，我的踢球空间还是不大，只参赛６场，但进了１球。维琴察想冲进乙级联赛，但没有成功。

　　从１９８４年起，教练正式让我参加一队。我参加了２９场比赛，进了１２个球。这是一个辉煌的赛季，我踢得出色，这是我走向职业球员的起点。维琴察因为需要钱，开始在球市上拍卖我。

　　最想要我的是桑普多利亚，但该队主席曼托瓦尼在关键时候因心脏病住院，转会一事遂无下文。在对我感兴趣的球队中，佛罗伦萨主席庞特洛伯爵出了１５０万美元的最高价，维琴察立即接受了，我对此不能说不，因为维琴察需要钱。那是１９８４年５月３日，想不到两天后发生了悲剧。

　　５月５日，维琴察对阵由萨基领军的里米尼。开场不久，我首开纪录，１比０。后来我从后面追赶一个球员，突然滑倒与他撞在一起，右腿关节严重骨折。我当时感到有一把刀子插在腿上。　　一个月后，在法国圣艾蒂安医院，布斯凯教授为我动了手术。当时这种手术很难，不少球员因为同样的问题告别了足球。手术进展顺利，但也很可怕。手术时医生用钻头在胫骨上钻孔，用刀将肌腱割断，然后将肌腱通过胫骨孔拉紧，最后缝了２２０针固定。明白吗？２２０针。

　　当我从麻醉中醒来时，我很害怕。我的右腿萎缩得如同胳膊，我像个有三只胳膊一条腿的畸形儿。剧烈的疼痛摧毁了我，绝望之下，我对坐在病床前陪我的母亲说：“妈妈，如果你爱我，你就杀死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手术后的两个星期中，我的体重减了１２公斤。

西北风

　　从那时起，我就是以一条半腿在球场上踢球，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我要在身体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踢球，我每年最多只能踢两三场球。伤痛一直与我为伍。伤痛确实爱我，从不离开我。如果伤痛是个女人，那她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忠实的、永不满足的情人。每天对我都是一场考试，每次训练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训练。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佛罗伦萨，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１９８６年初，我遇到了马尔德拉，他和我受了同样的伤，并在同一阶段动了手术，７个月后他就返回了球场。我向他打听原因，他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按摩师叫帕尼。从此，我开始跟随帕尼，我们成为朋友，他的帮助对我的康复是不可缺少的。

　　１９８６年１月，我代表佛罗伦萨青年队参加了维亚莱乔杯赛。１月２６日，我首次坐在意甲替补席上。３天后，我在佛罗伦萨对乌迪内斯的足协杯赛中踢了１７分钟。过了１天，我在维亚莱乔对纽约太平洋队杯赛中踢了全场比赛，我们以２比０取胜，两个球都是我进的。

　　９月２１日，我终于参加了对桑普多利亚的意甲比赛，但４天后，我在训练中旧伤复发。１２月６日在对锡永队的热身赛中我试着上场，不料右腿半月板又一次受伤。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回到圣艾蒂安医院再次动了手术。

　　虽然这次手术简单得多，但我非常害怕手术后醒来时与上次一样疼痛。手术后一睁开眼睛，我就对母亲说：“妈妈，什么时候做手术？”母亲回答说：“罗比，你看，手术已经做了，一切都顺利。”在我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将返回球场，我将所向披靡。”
信佛与结婚

　

     １９８７－８８赛季，我在佛罗伦萨踢了２７场比赛，进了６球。我的进球比较少，主要是伤痛作怪。我很少参加训练，上场比赛时往往１０分钟后就精疲力竭。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信佛，这并非偶然。

　　１９８８年元旦对我是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元旦清晨７点半，我敲响了毛里齐奥的家门。他是我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一直劝我皈依佛教。

　　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深，当我停止做弥撒时，我意识到这仅仅是我的一个习惯罢了。在毛里齐奥的一再坚持下，我对佛教产生了好奇心，开始羞羞答答地到书店找一些佛教书籍看，最后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决定试一试。

　　和许多人一样，毛里齐奥通宵达旦地欢度除夕，３个小时前才上床睡觉。他睡眼朦胧地开门说：“是你啊，出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开始信佛，现在，立即，如果你现在不答应，那就算了。”

　　毛里齐奥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说：“你疯了，应该把你绑起来。什么时候不行，偏偏现在？你脑子里有魔鬼吧。”他当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就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寒冷的清晨，我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２次，每次至少１小时。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从那时起，我就是以一条半腿在球场上踢球，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我要在身体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踢球，我每年最多只能踢两三场球。伤痛一直与我为伍。伤痛确实爱我，从不离开我。如果伤痛是个女人，那她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忠实的、永不满足的情人。每天对我都是一场考试，每次训练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训练。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佛罗伦萨，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１９８６年初，我遇到了马尔德拉，他和我受了同样的伤，并在同一阶段动了手术，７个月后他就返回了球场。我向他打听原因，他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按摩师叫帕尼。从此，我开始跟随帕尼，我们成为朋友，他的帮助对我的康复是不可缺少的。

　　１９８６年１月，我代表佛罗伦萨青年队参加了维亚莱乔杯赛。１月２６日，我首次坐在意甲替补席上。３天后，我在佛罗伦萨对乌迪内斯的足协杯赛中踢了１７分钟。过了１天，我在维亚莱乔对纽约太平洋队杯赛中踢了全场比赛，我们以２比０取胜，两个球都是我进的。

　　９月２１日，我终于参加了对桑普多利亚的意甲比赛，但４天后，我在训练中旧伤复发。１２月６日在对锡永队的热身赛中我试着上场，不料右腿半月板又一次受伤。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回到圣艾蒂安医院再次动了手术。

　　虽然这次手术简单得多，但我非常害怕手术后醒来时与上次一样疼痛。手术后一睁开眼睛，我就对母亲说：“妈妈，什么时候做手术？”母亲回答说：“罗比，你看，手术已经做了，一切都顺利。”在我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将返回球场，我将所向披靡。”
信佛与结婚

　

     １９８７－８８赛季，我在佛罗伦萨踢了２７场比赛，进了６球。我的进球比较少，主要是伤痛作怪。我很少参加训练，上场比赛时往往１０分钟后就精疲力竭。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信佛，这并非偶然。

　　１９８８年元旦对我是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元旦清晨７点半，我敲响了毛里齐奥的家门。他是我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一直劝我皈依佛教。

　　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深，当我停止做弥撒时，我意识到这仅仅是我的一个习惯罢了。在毛里齐奥的一再坚持下，我对佛教产生了好奇心，开始羞羞答答地到书店找一些佛教书籍看，最后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决定试一试。

　　和许多人一样，毛里齐奥通宵达旦地欢度除夕，３个小时前才上床睡觉。他睡眼朦胧地开门说：“是你啊，出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开始信佛，现在，立即，如果你现在不答应，那就算了。”

　　毛里齐奥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说：“你疯了，应该把你绑起来。什么时候不行，偏偏现在？你脑子里有魔鬼吧。”他当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就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寒冷的清晨，我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２次，每次至少１小时。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西北风

　在这个时期，安德蕾娜从卡尔多尼奥搬到佛罗伦萨和我同居。在伤痛的日子里，她对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

　　安德蕾娜是我儿时的邻居，我在１５岁时与她相爱。那是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的晚上，我和朋友踢球一直踢到晚上９点半。安德蕾娜骑着摩托车３次经过球场，第３次她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取下她戴的一只戒指对她说，我要３个星期后才从维琴察回来，我戴上这只戒指，这样你不得不想我。

　　当我到维琴察训练时，我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当我回到卡尔多尼奥时，发现她也是如此。于是我们订了婚。那是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我和安德蕾娜举行了婚礼。７月１日，我为佛罗伦萨踢了对罗马的联盟杯资格附加赛，比赛结束后，我返回佛罗伦萨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回到卡尔多尼奥。晚上，我和一个弹吉它的朋友到安德蕾娜卧室的窗下唱了一晚的小夜曲，直到凌晨７点才睡觉。３个小时后，我们举行婚礼。我困极了，喜筵吃到一半，我已经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婚礼是在天主教堂举行，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不该这样做。我知道这是个矛盾，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德蕾娜和我的父母，他们很在乎这个。如果是现在结婚，我们不会在教堂举行婚礼，肯定不会。要知道，当时我信佛才一年多，家人都怀疑和反对，安德蕾娜也是如此。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她在我后面念经，几乎是躲在那里。她已明白佛教对我的帮助。从那天起，她就没再停下来。打坐念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需要。
离开佛罗伦萨

     １９８８－８９赛季，佛罗伦萨获得了欧洲联盟杯资格。教练埃里克森对我很信任，我参加了３０场比赛，进了１５球。１９８９－９０赛季，我在３２场比赛中进了１７球。虽然佛罗伦萨在联盟杯中打进了决赛，但球队在联赛中成绩不佳，为此几换教练。对我来说，这是个波动的赛季，我卷入了可怕的转会风波。

　　１９８９年夏天，佛罗伦萨老板庞特洛伯爵与尤文图斯老板阿涅利达成了我的转会协议。当ＡＣ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试图买我时，阿涅利回答说，巴乔已经是尤文图斯的人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桩买卖，最重要的是，我不愿离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近了我，佛罗伦萨城非常美丽，球迷非常热情，我在这里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佛罗伦萨就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我在佛罗伦萨买了房子，并开始装修。在我的要求下，我和佛罗伦萨的合同续签到１９９１年６月。当人们纷纷议论我将转会的时候，我对球迷说：“我将留在佛罗伦萨，我将把这句话写在城墙上。”我是真诚的。

　　当我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后，我对庞特洛说：“我要留在这里，我可以少拿钱。”但他回答说，如果我留在这里，他将“胡作非为”，让佛罗伦萨只有降级的份。

　　没法和庞特洛谈下去了。１９９０年夏天，我到罗马偷偷地见了切奇·高里（注：后来成为佛罗伦萨老板）。我对切奇·高里说，我想留下，如果他购买佛罗伦萨，我将终身为佛罗伦萨效力。

　　切奇·高里答应与庞特洛谈这件事，但第二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没有希望，因为只有我走，庞特洛才卖俱乐部。如果我留下，庞特洛也将留下，佛罗伦萨将降级。我这下明白，我不得不走了。

　　说到底，不是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而是庞特洛伯爵赶走了我。我不是背叛者，我被出卖了。我的所有努力如同在与风车作战，一个人单枪匹马无法与一个体制对抗。当时博斯曼判决还没有出台，球员完全属于俱乐部。我无能为力，感觉真是坏透了。

　　尤文图斯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在１９９０年的欧洲联盟杯决赛中，佛罗伦萨的对手偏偏又是尤文图斯，这也是命运使然。我们输掉了决赛，我在比赛中也卖了力，但我的心情极坏，在场上的表现很一般。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８日，在联盟杯决赛结束后两天，我转会尤文图斯的消息正式公布。转会费是２５０亿里拉（１３００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媒体称我是“２５０亿里拉先生”。我在尤文图斯的年薪是佛罗伦萨时的３倍，我不在乎钱，但既然我必须走人，至少应该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于是我同意去尤文图斯

西北风

　在确知我走人的消息后，佛罗伦萨城爆发了，球迷对俱乐部发动了战争。我当时在家乡卡尔多尼奥，对电视和报纸上的所见所闻简直不敢相信。我是个爱安静、爱和平的人，现在却成为我所热爱的城市骚乱的起因。我只能独自流泪。

　　我累了，我再也没有力气与命运抗争。我妻子怀孕了，而且１９９０年世界杯也迫在眉睫

在世界杯上坐板凳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就要到了，气氛非常沉重。国家队集训中心在Cover-ciano，离佛罗伦萨只有一步之遥。远处可以听到佛罗伦萨球迷造反的噪音。情况如此严重，于是维奇尼教练决定将训练中心对观众关闭。我得躲在警车里进入集训中心，训练之余，我躲在房间里足不出户，打坐念经世我唯一的药方。
我入选过老马尔蒂尼的意大利21岁以下队，也入选过佐夫的意大利奥运队。1988年10月，维奇尼把我首次入选国家队，但没有上场。11月16日，我首次在国家成年队露面。

       1989年4月22日，在难忘的意大利对乌拉圭的友谊赛中，我射进了一记任意球。罚任意球之前我心里很害怕，当看到球进网时，我非常欣喜。在国家队进球是我儿时的梦想。我想，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我的辉煌之日是1989年9月20日，在这场对保加利亚的比赛中，我进了两球，还有一次助攻。媒体普遍认可了我，给我打的都是8分。

        我和国家队球员关系良好，特别是未来的尤文图斯队友塔科尼和斯基拉奇对我很热情。我和维奇尼的关系也是真诚的。维奇尼总是说，我是意大利转会费最高的球员，要保护我避免受到外界的压力，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

     世界杯期间，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我和贾尼尼的竞争，其实这不是实情。贾尼尼是传统的穿针引线者，而我在场上的位置更靠前。可惜的是，维奇尼认为，我上场后球队攻守比较失衡。而且他偏向于让当年自己手下青年队的球员上场，由于伤痛，我没有入选过那支青年队。

    我在对希腊队的热身赛中最后上场踢了几分钟。世界杯开始后，我在队奥地利和美国的头两场小组赛中没有上场，6月19日，在小组赛第三场对捷克的比赛中，我首次担任首发，在盘球过了对方多名后卫后，我将球射进网内。

        对于每个进球，我都有如痴如醉的感觉，但这样的进球则是一种解放和升华。过去在对那不勒斯的比赛中，我也有过这样的进球。这种进球需要想象力和创造性，靠的是艺术家的本能。当我看到球进网后，我不禁兴奋地扑倒在地上。

    在对乌拉圭的1/8决赛中，我射进一个任意球，但裁判判进球无效。在对爱尔兰的¼决赛中，我打了71分钟。在对阿根廷的半决赛中，我在赛前才知道我是替补，维奇尼偏向让维亚利首发。维亚利当时说：“当比赛变得艰难时，上场的应该是硬汉。”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但最后我们输了。我对坐冷板凳当然不快，但感觉也不是那么糟糕。我还非常年轻，也天真，相信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上场时比分是1比1，我经常问自己，如果这场比赛我首发上场，结果会是什么？没有答案，无法证明。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我的一记任意球差点破网，但阿根廷门将创造了奇迹。点球决胜时，我的点球进了，但这不够，最后我们以点球告负。在以后两届世界杯我们均是这样失败，这种晦气让人很难咽下。

    在于英格兰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 我们踢得很好。我助攻了一球，自己也进了一球。但大家都无心庆祝。这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在球场上，我们相互问道：我们赢了5场比赛，平了1场，怎么可能失去世界杯呢？但这是事实。

    整个夏天，人们谈论的都是世界杯，特别是塞雷纳和多纳多尼的点球失误以及我在半决赛中坐了冷板凳。但我已经开始考虑新的前途。

“拒罚点球”非我之过

    １９９０年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已转会尤文图斯，但我公开声明我是以佛罗伦萨球员的身份为国家队效力，因为是佛罗伦萨让我起飞。尤文图斯球迷非常不满，在７月３０日球队开始夏训的首日，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举止以及声明，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西北风

　　在与媒体以及球迷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将尤文图斯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而是将它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当时很拥挤，而且匆匆忙忙。但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在都灵的几年中，我从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经常思念佛罗伦萨。转会事件使我变得忧郁沉闷。我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几乎从不在都灵过夜，只要可能，我就逃到家乡卡尔多尼奥，陪伴怀孕的妻子。

　　在女儿出生后，我更是训练一结束就回家。我经常在下午５点就穿上睡衣和女儿玩耍。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重要，我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没有与尤文图斯融为一体，自己有很大责任。

　　我和新教练曼弗雷迪关系很好，他以我为中心组建了球队，开始情况不错，有希望争夺联赛冠军，最后却连欧洲三大杯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球队，发挥得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四五个球，有些比赛却反常，例如对热那亚那场比赛中，我们进攻了８５分钟，却在最后输了球。球队的发挥起伏不定，我想是有人反对新教练，但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曼弗雷迪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教练，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尤文图斯第一个赛季，我在３２场比赛中进了１４球。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１９９１年４月６日我在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所谓“拒罚点球”的那个插曲。我要说的是，到尤文图斯后第一个赛季对佛罗伦萨的两场比赛，我的运气都不好。主场是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日，那天正好我女儿出生，我根本不想踢这场比赛，我只想立即和妻子在一起。我带着高烧参加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匆忙回家。

　　当我第一次作为对手返回弗兰基球场时，气氛非常沉重。佛罗伦萨一些球迷在我转会时称我是雇佣军，是犹大。有些老朋友来看望我，他们担心要出事，于是我要反过来安慰他们。其实我也很紧张，在过去的球场和过去的球迷面前，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比赛之前，我对曼弗雷迪教练说，如果比赛中有点球，我不罚。并非我不愿将球射进佛罗伦萨的大门，我是职业球员，不是个孩子。关键是佛罗伦萨门将马雷吉尼过去一直和我练点球，对我了如指掌，如果由我主罚点球，对他有利。

　　于是曼弗雷迪决定这场比赛的点球手是德阿戈斯蒂尼。比赛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但马雷吉尼扑住了德阿戈斯蒂尼的点球。如果德阿戈斯蒂尼点球命中，其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话。　　这场比赛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当我被替换下场时，观众席上掉下来一条佛罗伦萨的围巾，我本能地将它拾起来，整个弗兰基球场欢声雷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算是对佛罗伦萨球迷的告别。虽然他们在比赛中一直对我喝倒彩，但我无法忘记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爱戴。我知道这又得罪了尤文图斯球迷，但我不后悔这样做。我是个球员，但我首先是个人。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面对许多批评，曼弗雷迪教练出面保护了我。他在更衣室当众与我拥抱，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巴乔不是雇佣军，而是一个人，他还补充说，他的梦想不是做一个强队的教练，而是做巴乔所在球队的教练。他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野鸭之缘

      在佛罗伦萨效力时，我认识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打猎，我回答说，１０年前我曾是个猎手，但后来不干了。他坚持说：“我们有个人工湖，我们在那里打野鸭。如果你乐意，你也可以来。”一天，他来我家对我说：“现在正是好季节，星期天早上吧，我带你去。”

　　那天凌晨５点，我准备好一切，跃跃欲试。老板和他的一个朋友开车将我带到湖中的一个棚屋里。天蒙蒙亮，我看到有７只鸟落在我的右边，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时，只听到一声叫喊：“快，开枪！”我们３人一同开枪，７只飞禽全部中弹。我们跑过去拿猎物，他们将一只野鸭放在我的手上。

　　从那天起，不，从那一刹那起，我就迷上了野鸭，迷上野鸭的眼神、模样和颜色。只要我闻到野鸭的气味，我就如同电击，不能自持。我知道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打猎不再是童年的热情，它变成一种成年人的狂热，近乎神圣。

西北风

　到尤文图斯的第二年，一个熟人带我到帕维亚地区卡索尼巴罗尼的一家饭店吃田鸡。饭店老板叫彼得，是尤文图斯球迷，厨师叫米凯莱，是都灵球迷。米凯莱看到我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相信我真是巴乔，他对我的熟人说：“你开什么玩笑，居然带一个长得酷似尤文图斯球员的家伙来这里？你至少可以把他的小辫子剪掉。”我板着脸不说话，他才明白我是巴乔。

　　卡索尼巴罗尼周围有许多湖泊，是打野鸭的好地方。共同的爱好使我和彼得、米凯莱成为忘年之交。彼得今年６４岁，米凯莱今年５８岁，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打野鸭，先在饭店附近，后来到苏格兰，现在则去阿根廷。

　　卡索尼巴罗尼成为我最喜爱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只要不回卡尔多尼奥，我就在这里过夜。　　我对野鸭的疯劲是出名的。在一个８月的星期天，我和迪诺·巴乔一同去湖上看野鸭，我带着一个摄像机。天热得要命，迪诺带了５罐可乐。他很有教养，到湖上棚屋后问我是否可以开罐可乐喝。我对他说：“不行，迪诺，你疯了？一开罐头，噪音将把野鸭全部吓跑！再耐心等一会儿。”

　　我让他在赤日炎炎的棚屋里等了５个小时，鼻子下面５罐冷冻的可乐硬是一口未动。事后他对彼得和米凯莱说：“那人才是疯子。他让我渴了５个小时，我再也不和他出去打猎了。”

　　还有一次，我差点让罗西（ＡＣ米兰门将）被蚊子给吞了。也是８月的一个夜晚，我带他去打野鸭，回家时他的头肿得像个车轮。那里都是稻田，蚊子大而多。我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皮肤粗，但他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气得立即回家，连晚饭也不愿和我一起吃。他也跑到我朋友面前抱怨说：“巴乔是个疯子，一个危险的疯子。”他说得对，我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为什么要杀生。但打猎是我的爱好，从打猎中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如果不能杀生，我们都不应该步行走路，因为步行时也杀死许多生命，我们应该足不出户。对我来说，打猎并不意味着杀生，而是意味着让自己安宁、自我测验、自我探索。这并不违背佛理。无论如何，我现在越来越少开枪了。我经常只是从近处观察野鸭，乐而忘返。

　　野鸭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性格最接近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前世就是一只雄野鸭。有时我也觉得我在前世可能是只腾飞的雄狮。我也喜欢雄狮，因为当它怒吼时，表现出力量和尊严。

　　我知道在我的身上有野性，重要的是让这种野性驯化，如同现在这样。我的许多对手，特别是盯人后卫对我进行挑衅，但我不为所动。不止３个教练对我发动了战争，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最后昏头的是他们，不是我。

我的第一个冠军

     我在尤文图斯的第二年，特拉帕托尼回来了。他是世界最佳教练之一，我对他很敬重。他对我说，他信任我。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你可以与他争执，但他总是信守诺言。在足坛，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特拉帕托尼手下，我的位置成了问题。我的理想位置是前腰，可以自由射门。但为了前锋斯基拉奇，特拉帕托尼让我做了牺牲，位置偏后一点。我可以理解他。今天和当年一样，特拉帕托尼可以要求我做任何战术上必要的事情，为了参加他的国家队踢世界杯，我也可以去守门。

      1991-92赛季，我在联赛中进了18个球，我们踢得不错，但在足协杯决赛中惜败给帕尔玛。1992年夏天，尤文图斯购买了维亚利，人们指望我们一起赢得联赛冠军，但我们没有成功。
      维亚利在尤文图斯的头一年有一些问题，但即便我们状态很好，也赢不了联赛冠军，因为卡佩罗的AC米兰确实太强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球队，而我们仅仅是一支强队而已。
      这个赛季（1992-93），我在27场联赛中进了21个球。在1992年11月8日对乌迪内斯的比赛中，我射进了4个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0天后对苏格兰队的比赛中我受了伤。下一场联赛是都灵德比战，尤文图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在第93分钟以对方的一记乌龙球赢得了胜利。于是有人说，尤文图斯如果没有巴乔，球队更加平衡，也更容易取胜。结果呢？没有我，尤文图斯在1992年年底连败三场。
　到尤文图斯的第二年，一个熟人带我到帕维亚地区卡索尼巴罗尼的一家饭店吃田鸡。饭店老板叫彼得，是尤文图斯球迷，厨师叫米凯莱，是都灵球迷。米凯莱看到我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相信我真是巴乔，他对我的熟人说：“你开什么玩笑，居然带一个长得酷似尤文图斯球员的家伙来这里？你至少可以把他的小辫子剪掉。”我板着脸不说话，他才明白我是巴乔。

　　卡索尼巴罗尼周围有许多湖泊，是打野鸭的好地方。共同的爱好使我和彼得、米凯莱成为忘年之交。彼得今年６４岁，米凯莱今年５８岁，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打野鸭，先在饭店附近，后来到苏格兰，现在则去阿根廷。

　　卡索尼巴罗尼成为我最喜爱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只要不回卡尔多尼奥，我就在这里过夜。　　我对野鸭的疯劲是出名的。在一个８月的星期天，我和迪诺·巴乔一同去湖上看野鸭，我带着一个摄像机。天热得要命，迪诺带了５罐可乐。他很有教养，到湖上棚屋后问我是否可以开罐可乐喝。我对他说：“不行，迪诺，你疯了？一开罐头，噪音将把野鸭全部吓跑！再耐心等一会儿。”

　　我让他在赤日炎炎的棚屋里等了５个小时，鼻子下面５罐冷冻的可乐硬是一口未动。事后他对彼得和米凯莱说：“那人才是疯子。他让我渴了５个小时，我再也不和他出去打猎了。”

　　还有一次，我差点让罗西（ＡＣ米兰门将）被蚊子给吞了。也是８月的一个夜晚，我带他去打野鸭，回家时他的头肿得像个车轮。那里都是稻田，蚊子大而多。我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皮肤粗，但他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气得立即回家，连晚饭也不愿和我一起吃。他也跑到我朋友面前抱怨说：“巴乔是个疯子，一个危险的疯子。”他说得对，我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为什么要杀生。但打猎是我的爱好，从打猎中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如果不能杀生，我们都不应该步行走路，因为步行时也杀死许多生命，我们应该足不出户。对我来说，打猎并不意味着杀生，而是意味着让自己安宁、自我测验、自我探索。这并不违背佛理。无论如何，我现在越来越少开枪了。我经常只是从近处观察野鸭，乐而忘返。

　　野鸭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性格最接近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前世就是一只雄野鸭。有时我也觉得我在前世可能是只腾飞的雄狮。我也喜欢雄狮，因为当它怒吼时，表现出力量和尊严。

　　我知道在我的身上有野性，重要的是让这种野性驯化，如同现在这样。我的许多对手，特别是盯人后卫对我进行挑衅，但我不为所动。不止３个教练对我发动了战争，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最后昏头的是他们，不是我。

我的第一个冠军

     我在尤文图斯的第二年，特拉帕托尼回来了。他是世界最佳教练之一，我对他很敬重。他对我说，他信任我。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你可以与他争执，但他总是信守诺言。在足坛，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特拉帕托尼手下，我的位置成了问题。我的理想位置是前腰，可以自由射门。但为了前锋斯基拉奇，特拉帕托尼让我做了牺牲，位置偏后一点。我可以理解他。今天和当年一样，特拉帕托尼可以要求我做任何战术上必要的事情，为了参加他的国家队踢世界杯，我也可以去守门。

      1991-92赛季，我在联赛中进了18个球，我们踢得不错，但在足协杯决赛中惜败给帕尔玛。1992年夏天，尤文图斯购买了维亚利，人们指望我们一起赢得联赛冠军，但我们没有成功。
      维亚利在尤文图斯的头一年有一些问题，但即便我们状态很好，也赢不了联赛冠军，因为卡佩罗的AC米兰确实太强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球队，而我们仅仅是一支强队而已。
      这个赛季（1992-93），我在27场联赛中进了21个球。在1992年11月8日对乌迪内斯的比赛中，我射进了4个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0天后对苏格兰队的比赛中我受了伤。下一场联赛是都灵德比战，尤文图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在第93分钟以对方的一记乌龙球赢得了胜利。于是有人说，尤文图斯如果没有巴乔，球队更加平衡，也更容易取胜。结果呢？没有我，尤文图斯在1992年年底连败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