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蒙尘的《两地书》
作者：少海春秋
二〇〇一年阴历正月十六那天，我与同学在海云庵糖球会的旧书市上“砂中
淘金”，没想到那本一九三三年原版的鲁迅与景宋（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
书》，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恰好“睡”在我的右脚旁边。我掸去浮尘，粗一翻阅，
就悄无声息地把这本书捏紧了。我不动声色地向看摊儿的中年妇女询问价格，没
想到这位说话含含糊糊的大姐糊弄我说：两块钱——粗粗拉拉的话音掷地有声。
话音刚落地，我就把一张两元的纸币递到她的鼻尖下面了。我挟好了这本破书，
宛如小儿得饼一般，与同学疾疾离去。
那天在路上，我一边走，一边问身边的同学：这本书真的就值两块钱？难道
是真的？同学先是伸出小指和拇指冲我摆了两下，嘿嘿一笑，然后就冲我大吼了
一声：都说了六遍了！别说了！
这本破衣烂衫的书，现在来到了我案头的一张洁净白纸上。但这本《两地书》
显然是那种残本，页尖上的小搓角垂垂累累，扉页、尾页和正文页虽然一页也不
缺，封面和封底却不见踪影了。是谁家的调皮孩子把它撕去了？
修补之前，必先细细检读。书是铅印横排，一九三三年六月的再版版本，时
价一元，印数不详。初版时间是同年四月，两个月之后就出了这本第二版的版本
了。这是完全正宗的毛边书，已经不多见了，泛黄的书页上，除地脚一线整整齐
齐之外，天头与侧边的纸张大小简直是“层层叠叠”，且多有手工用钝刀片裁过
的痕迹。展读之间，手指头上常有一种“错落有致”的感觉。书籍扉页上，用韵
味很浓的老式粗体报宋印着“鲁迅与景宋的通信”，而“两地书”的书名则以宽
幅的异型黑体字印刷。扉页页脚正中，印有“上海青光书局印行/1933”的字样。
但我查阅手头资料，所谓的青光书局实际上子虚乌有，实在是经售此书的上海北
新书局自己伪托而已。印行的避名，可见出在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
通缉“反动堕落文人鲁迅等”事件的稍后时期，沪上的文化出版界仍是一片小心
翼翼。
《两地书》原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说：“以这一本书……留赠我们的孩子”，
可见，这本书的出版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阅遍全书，发觉书中的印校错误几近于
无，远远低于现在的出版物不高于万分之三的勘误率。据鲁迅《日记》载，作者
于1933年4月6日夜，亲自校迄《两地书》。因为这个原因，当你读到有几封信中
将学者章士钊先生的大名写做“章士钉”时，就应当知道，那只不过是鲁迅先生
日间读报时见坊间误印，顺便和许广平开开心罢了。
先前，我从一本本的书中受鲁迅先生的滋润不少，爱屋及乌，于是就想读一
读神坛上的鲁迅究竟是怎样谈恋爱的。在我读这本《两地书》时，忽然觉得，鲁
迅先生一下子就从神坛上走下来了。为此，我愿意以自己理解到的那一份真实感，
去遥望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去呼吸那个时代里的烟火气息，但总觉得隔了一张
纸。隔了一张什么样的“纸”呢?也许，就是隔了这样的一本手感非常好的册页
吧。现在，这样的一件“现场证据”被我掌握在了手中。拿起来，才发觉纸上的
墨香失嗅已久——不知道是让哪一位读书人给呼吸走了。且不管它，现在唯一该
做的，就是匆匆忙忙地赶赴现代文学史里的这间层层叠叠、余音缭绕的“情感剧
场”了，况且，这些抒情的铅字儿全都是那个时代的“原班人马”。
1925年3月11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的许广平执弟子之礼，自称是
“受教的一个小学生”和“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向鲁迅先生发去了第一封请
教人生与社会问题的信：“……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
是按抑不住了吧，所以向先生陈述”。我怀疑，所有的师生恋都是这样开场的。
鲁迅先生回信的笔触真诚而随和，但信前打头儿的三个字儿（鲁迅称她为“广平
兄”），就让年轻的许广平在信的另一头儿感到了某种窘迫：“先生，请原谅我
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决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
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
即使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里，一个人也有权利拥有相对完善的个人生活。此
时，来自一个年轻女性的率真心音，也许是刚刚在吹拂着鲁迅的心旌。让我们来
听一听，鲁迅先生是以怎样的谐趣在信中做生活的：
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
（按略）。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
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
如此谐趣的话语，当然能使对话效率成倍地提高，但丝毫也没有打乱鲁迅信
中脉络鲜明的理性气息和批判社会的思想实质，而这些气息与思想，就是这部
《两地书》可以成为有文史内涵的公开出版物而非私人情史的主要原因。当然，
浓厚的感情色彩和琐屑却富有生活质感的语言，也是吸引阅读不可或缺的要素。
据我所知，《两地书》原件的私密性质可能更多一些，譬如，许广平后来在
信中就直接使用了“小白象”等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昵称，甚至还画了一些别
人看不懂的画儿来作为称谓。几年前一家出版社为了“解密”，还特意出了一套
《两地书》原件文本与出版件的对照本。那些原件虽然是属于“革命文物”，但
仍然具有相当的私密性质。这不免让我想起一句题外话，假如一个人非常关心别
人的隐私，可能是一种病态，但假如一个人一听到别人的隐私马上就捂起耳朵来，
那倒可能是另一种病态。
《两地书》的第一集，是在北京城内的“两地”之间鱼雁频飞的，那时作为
师生关系的鲁迅与许广平，还常常会在课上课下见面的，但为了避免“造出谣言，
所以还不如仍旧写回信”（信件第12号，原版书第30页）。不管原因是什么，无
论是鲁迅还是许广平，实际上都会喜欢把自己说出来的话语贴上邮资，然后封装
好，寄到信的另一头儿，寄到自己唯一的读者那里去。我猜，鲁迅在讲课的时候，
也许还会讲出一两个只有许广平才会听懂的词儿来，然后故意停顿两秒钟，留给
对方一个反应的时间。而这第一集的“两地”书，我们倒也不如命名为北京城
“东部与西部的通信集”。
而在第13号信中，许广平叙述了她探验鲁迅“尊府”的印象。这是一段非常
抒情的散文叙述：
“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
那一间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
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
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概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
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
在！？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远远地望见了鲁迅庭院里那两株著名的枣树。鲁迅自
己则在一章散文诗里这样叙述：在我的院子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
也是枣树。
从许广平倾心倾意的话语里，作为读者，实在不难听出她是经历了一次“真
实的心跳”。在第26号信的信尾上，鲁迅的落款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字：迅。在
《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里，许广平对鲁迅的称呼也变成了“MY DEAR
TEACHER”，而落款干脆是“YOUR H.M”。在第一集与第二集之间，时间空缺了
大约十四个月。这期间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比如说鲁迅的离职、许广平遭校方开
除，但在这些生活的变故中，相濡以沫的鲁迅许广平大概已经“私订终身”了。
据考据学家们的笺注，“H.M”一词不是英文，而是许广平因学生运动被女
师大开除后，杨荫榆校长把她称为同学们中的“害群之马”，而许广平干脆就用
汉语拼音将“害群之马”缩写成了“H.M（害马）”，来做为自己的昵称。恕我
直言，这种反客为主、借鸡生蛋的做法是典型的鲁迅笔法，鲁迅另外的笔名“丰
之余”、“康白度”，不就是从“封建余孽”（郭沫若语）和“comprador（买
办）”之类的称呼中衍生、音译出来的吗？
在第二集的第一封信里，出现了一个难得一见的校对错误，鲁迅信中的落款
时间“五月四日夜”，从前后文来看，实际上应该是“九月四日夜”。但这实在
是一个很随和的错误——让我们把不犯错误的人送到神坛上去吧。对于那些随和
的错误，普希金在一本诗体小说中这样说：没有语法错误的俄语/就象是没有笑
意的红唇。
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午后一时，鲁迅在《两地书》第二集第一封信的叙述中，
平安抵达厦门。下船之前，鲁迅就开始写这一封信，下船后的当天夜里，又补上
了几句话，次日一早就把信寄出去了。而许广平乘坐的广大号汽轮，是在九月六
日上午九时放锚泊入广州港的。这封信，许广平是九月十日晚上在广州收到的。
九月十一日，鲁迅又发去了印有自己执教的厦门大学全景的一张明信片，而且告
诉她，在第三层楼上画了一只眼睛作为标记的那个窗子，就是他住的地方。直到
九月十四日，鲁迅才收到许广平在船上写的象日记似的一小本儿信。鲁迅在回信
中兴冲冲地说： “……高兴极了”。
鲁迅是非常乐于写这些两地书的，而且他还是个急脾气。譬如写完第二集中
的某封信时已是半夜时分，鲁迅立即跑下楼去，把信塞进邮筒，暗暗地希冀这封
信能提前半天到达。以至于许广平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直怨他傻，而且向鲁迅
“下命令了：以后不准自己将信‘半夜放在邮筒中’”。（信件第92号）
在《两地书》第二集的几封信中，他们谈到了新学校里的教员住房、一场没
有威胁到自己的台风、一枚夹寄在棉衣里的新印章、《阿Q正传》的英译本、几
本《语丝》杂志和一些常常让人欢然而笑的文坛掌故。（譬如，讲到某人坚辞宴
请时，却告诉人家“兄弟素不吃饭”！）鲁迅在序言里坚持认为，这一本书的文
辞，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实际上，正是这些碎片式的、具有对话性质的
即时话语，才能讲出生活的真实状态。这样的话语即使经笔端润色，仍然会保持
生活的那种“正版书的原汁原味”，而话语被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已
经构成了一幅具有个人笔触的社会缩掠图卷。
有一段时间，每当到了晚间，我就把这些对话合起来，插在书架上，一任居
室里的灯光或是黑暗，与那个不太遥远的时代悄然相邻。
简单地说，在《两地书》的第二集中，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
性的转变，由师生关系变成恋人了，而第一集中的理性语言，也已大多融进了对
生活细节的描述中。鲁迅的情感与生活，已经具备一个平和、相对完善的形状—
—“要睡觉了，已经是十二时，再谈罢。/迅。/九月三十日之夜。” （信件第
38号）
我很羡慕鲁迅在许广平到达厦门之后【方舟子按：应是鲁迅到达广州与许广
平汇合。许未去厦门】的那一段生活。那时，他们已经搬入了新居，许广平把家
中打扫得干干净净，桌子亮光可鉴，暖瓶中时时都有热水。此时，鲁迅就常常把
郁达夫邀到自己家里【方舟子按：这应是上海时候的事】，一边喝茶、吃水果和
点心，一边聊天。到了晚上，就一块儿出去吃馆子。年轻的许广平的出现，就象
一座清越而持久燃烧着的灯，照拂着鲁迅曾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可惜的只有一
点，那就是两个人整天在一起就不可能再写信给我们读了。后来，鲁迅对许广平
说过：“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能对得起你”。（陈漱瑜《许广平的一
生》，54页）
此后，鲁迅许广平伉俪移居上海。在这个繁华都市里，鲁迅继续拉大着自身
与时代的“错位”，并开始了他“一个也不宽恕”的时代，既惹恼了旧族，又招
罪了新党——这种决不违背内心的说话方式，令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人感到汗颜。
此时的鲁迅，很象某个时期的那个遥远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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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3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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