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胎动”

xhryqf

怀孕

民营资本到底能不能进入银行业？民营资本该怎样进入银行业？从具有民营银行雏形色彩的地下钱庄游走在温州大地的那天起，有关争论便开始在学术界出现，后又扩至官产两界，数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尽管争论由来已久，但真正让民营银行在中国金融业这一母腹中“有喜”的还是这位被称为“中国民营银行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徐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1994年～1995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一位深深怀有故国情结的华人知识分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为中国的金融业敲响了警钟，而高居不下的银行坏债也使中国的银行业和政府官员感到不安。徐滇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遍了亚洲各国，他的核心课题是——中国会不会被卷入。徐滇庆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两条腿走路，在国有银行公司化改革的同时，催生民营银行对改善整个金融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人对他的研究作出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2000年2月，徐滇庆专程归国，开始对成立民营银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000年7月，徐滇庆、樊纲、茅于轼等18位在国内经济学界堪称重量级经济专家在西安召开民营银行讨论会。讨论会上，时为中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曹远征提出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机构来组织专家们共同探讨民营银行的问题。徐滇庆马上接过话题说，那咱们就办一个金融研究所吧，取名长城，意为“筑起一道捍卫民族金融业的长城”。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7月9日长城金融研究所挂牌，徐滇庆任所长。


2000年11月4日和5日，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北大召开“开放民营金融研讨会”。会上，一批少壮派经济学家发出了中国应该成立民营银行的最初呼声，并确定委托长城金融研究所对民营银行的设立进行可行性研究，以供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时参考。


为检验自己的设计草案，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学者们提出要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组织试点。例如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苏南地区、温州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选择试点实验。因为这三个地区体现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以合资企业为主的珠江模式。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要围绕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在西安选择一家试点；考虑到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在大连也选择一家试点。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滇庆的主要工作，就是四处与各省推荐的企业家们会晤。徐滇庆还特意邀请了一些经济研究单位作为协作单位，帮助企业家制定建立民营银行所必须的各项规章制度。苏南地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对口负责，温州地区由浙江大学对口负责，陕西方面由西安交通大学对口负责，珠三角地区由中山大学对口负责，沈阳由东北财经大学对口负责。每个研究单位都派出了最强的科研阵容，投入了主力来推动这项研究。


养胎


任何改革都必须有理论的准备，金融改革和民营银行试点也不例外。2001年，由徐滇庆牵头，来自海内外的50多名著名经济学家出版了《民营银行200问》。该书对开放民营银行的200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民营银行所必须的三大法规：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还介绍了世界各国或地区发展民营银行的动态和最新的金融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国际经验。总结了长城金融研究所在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提出了有关金融改革的制度创新。


《200问》使许多模糊的东西一下子清晰了。比如“什么样的银行才是我们呼唤的民营银行？”《200问》中指出：“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创建新的民营银行？主要原因是比较容易在新的民营银行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经营机制。民营银行的出现必然会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只有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才能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因此，建立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促进竞争，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现代企业制度？恐怕只有通过民营银行的试点才能摸索出来。至于说，民营银行可以疏通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都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显然，照此推断，民生银行尚算不上是纯粹意义的民营银行，关键点是它没有制度创新。”


在理论的指导和专家们的一手培育下，试点民营银行的5个“胎儿”也越发有形了——


江阴商业银行：股本规模2亿元，单一股东持股不超过15%，最大特色是预留有5%的外资参股比例。主要发起人：南京中达制膜有限公司(15%)，申达集团有限公司(15%)，江苏申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上海信源投资有限公司(10%)。


中国长城银行：注册资本5亿元，任何单一股东所占股份不超过10%。规定对股东信用贷款不得超过该股东实缴资本的100%，并需要经过董事会批准，如果一半以上独立董事反对，不得对该股东贷款。


沈阳瑞丰银行：注册资本2亿元，主要股东有：沈阳东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15%)、吉林亚泰股份有限公司(15%)、沈阳建富混凝土有限公司(10%)。


南华银行：注册资本2亿元，主要股东：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50%)、力中集团(30%)、广州金誉投资有限公司(20%)。


民华银行：注册资本5亿元，主要股东：深圳中科智集团有限公司(18%)，深圳聚友集团有限公司(12%)、北大方正新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2%)。


2003年3月，徐滇庆再次回国，当然其主要工作仍然是为了民营银行这个已经孕育了三年的胎儿。三年里，徐滇庆写了178份内部通报，而研究的试点方案也7次提交到央行。他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该不该办的时候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办。


催生


7月22日，来自浙江、沈阳、苏南、西安、广东5个试点的负责人带着民营银行的详细资料，如期进京参加“金融制度创新研讨会”。被“会审”的5种试点方案已经历时三年，七易其稿。


参加本次评审的评委们来自三个方面，有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刘国光、茅于轼等；有人民银行相关部门的官员，如郭树清、谢平、夏斌、易纲等，还有国务院的主管官员。参加评审的成员，一律以个人身份参加评审。而且，“银监会没有被安排在评审方案时发言。主要的原因是，银监会本身是一个审批人，它的代表的意见往往会被试点单位认为是银监会方面的意见，这种意见背后的倾向性太强了。所以，银监会只能听，不能发言。”徐滇庆说。


“这次民营银行试点研究方案不但已经真刀实枪地写明这个银行该怎么建，多大股本金，多大规模；第一期计划怎么做，第二期计划怎么做；长期发展方案，内部监控方案。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则是申请者要自己向银监会提出监管方案。”徐滇庆认为，有了这5个样本，要制定民营银行准入和退出法规就有了实践基础，有了保证金融监管有效的依据。从而可以达到目的：一是推动银行业的市场化；二是为市场化推动建立一整套“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制度。“有法可依”，就是要有一个在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银行法。而“有例可循”，则是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模式，申办民营银行都会有不同的案例可以参照。会议为什么叫做“金融改革，制度创新”，目的也是这个。


7月22日，专家们对5个试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焦点除了赢利模式，就是在银行制度设计上如何保证风险最小。专家的讨论对建立什么样的内控系统防范风险给予了特别关注，尤其对股东关联贷款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虽然仍然有不少经济学家对这5家民营银行方案提出了质疑和反对意见，但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使方案完善并符合监管部门的胃口，以增加通过银监会审批的可能性。


7月23日，部分专家关起门来研讨了如何把试点方案从“可行性”提到“可批性”的问题。据透露，现有5个试点方案都还要经过大量修改，而专家也不会像外界盛传的那样联名推荐某一个方案，递交方案的时间完全由5个试点银行自主决定。


23日会议结束后，5个试点银行参与审核方案的代表带着专家的“锦囊妙计”连夜赶回驻地做最后的修改。据悉，这5个方案定稿后，将尽快上报银监会审批。长城金融研究所也就此谢幕。


难产？


会议结束后，最后上报的方案何时或者哪一家将会最先获得批准成了目前这回“胎动”的最大悬疑。对此，徐滇庆说：“会审不投票，大家只是提意见。这5家究竟哪家行、哪家不行，我们无权去作出评定，执法是银监会的事情，银监会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斟酌谁该批谁不该批。”不过，徐滇庆还是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5个方案报上去，我们的意见是批俩，吴敬琏说批一个就行。不过，这次‘枪毙’了没关系，下次还可以再报，只是没这么快了。”


可对刚组建的银监会来说，审批5家民营银行准入这把“火”倒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批”意味着银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并需要尽快建立相应的准入、监管、退出制度，而目前还在机构调整中的银监会忙于担负中国银行业警察的职责，将防范化解银行业的危机作为首要任务，因此银监会即使有心打开民营资本进入银监会的通道，也将面临人手不够、资源紧缺的问题；而“不批”则似乎逆大势之所趋。


眼下至少有两大障碍使得银监会对这五家民营银行准入审批举棋不定。


其一，目前中国银行业竞争的架构已基本建立。从数量上来看，除了4家国有银行，中国还有111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机构总数基本达到了适度竞争的需要。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约占20%左右，如果再加上现有的32312家农村信用社，中国的中小银行数量和中小银行市场份额还要高出许多。一些教授所设想的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模式，在我国也并非空白一片。比较典型的有由众多农民或个人入股的农村信用社，还有已成为上市公司、拥有相当份额社会公众股份（占2／3）的深圳发展银行，社会公众股份和社会法人股份占1／2强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由民营企业入股并已于2000年11月上市的民生银行。在此情势下，再建民营银行从中“搅和”似乎没有什么必要。


其二，目前，背负5000亿不良资产的农村信用社如何消除不良贷款成为银监会的一大难题。有些农信社的不良贷款比例高达90%，一般也在30%～40%，这么高的不良贷款使得几乎没有企业愿意出资兼并收购农信社，而紧张的政府财政又难以拨出5000亿资金，农信社如何退出如何改造成了一个巨大难题。“如果不兼并收购有问题的农信社或城信社，能帮助政府和地方减轻负担，那何必要批新的民营银行呢？现在由城信社改组的城市商业银行有111家，每个市场竞争激烈；而城信社和有5000亿不良贷款的农信社就是风险的前车之鉴，所以央行对成立新银行是不感兴趣的。”一位央行人士私下告诉记者。


但是，改革的步伐锐不可当。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而且，国内已确立了“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的大政方针。从国内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趋势看，民营银行的出现，乃至民营银行并购已有的银行，都是可以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