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相伴在扶桑——我和汪嘉伟
| 12年前，我国男排名将汪嘉伟只身东渡日本。两年后，他与正在日本留学、曾在《海外赤子》《孔雀公主》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的邓星结为伉俪，从此，两人携手开始了在东瀛的创业拼搏。前不久，汪嘉伟回国出任国家男排主教练，紧张工作之余，他们夫妇合作，由邓星执笔写成《十年携手闯东瀛>一书，记述了他俩在日本相依相伴共同奋斗的全过程。本文根据书中第一章至第四章摘编而成。文/邓 星
上海初识 15年前，1982年，我第一次见到汪嘉伟。那是在上海，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当时汪嘉伟已是大名鼎鼎的排球明星，经常在荧屏上亮相，受到许多球迷的崇拜。但我这人，从小不喜好体育，男子排球比赛更是从来不看，所以汪嘉伟这名字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更不可能知道他的容貌和名气。那天参加聚会的都是年轻人，大家一起闲聊乱“侃”，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谁。 不一会儿，乐曲声起，舞会开始。一个年轻男子走过来邀请我跳舞。我抬眼一看，哟，那个子之高吓了我一跳，我必须完全仰起头才能和他面对面地说话。我们一面跳舞一面用上海话交谈。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身高多少等等。他一一作了回答。场子里音乐声很响，人声也嘈杂，他的话我大都没听清，只听见他两次回答我：“身高1米93。”
 | | 汪嘉伟、邓星新婚第二天摄 |
我悄悄地观察他，发现他五官长得挺漂亮，谈吐含蓄，风度优雅，是个挺让人喜欢的美男子。后来他的朋友告诉我，他一直是众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每天都收到许多来信，朋友们曾打趣地问他：“怎么样?又够一麻袋了吧?”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回答：“别瞎说，我可是一门心思扑在排球上!” 乐曲终了，汪嘉伟把我送回座位，轻轻地说：“你跳舞跳得真不错，很轻快。”我笑着回答：“哪儿说得上什么跳舞，不过是随着音乐晃晃身体而已。”我俩又闲聊了一会儿，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很自信，也很有进取心。一个有进取心的男子总是容易获得姑娘的青睐。
聚会结束，汪嘉伟主动提出送我回家。他骑着一辆“幸福牌”大摩托，我坐在后座上，双手揽着他的腰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和一个男子接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我有一种安全感，也许是他留给我的好印象使我产生了对他的信任吧。 回到我在上海的家里已是深夜。二姨妈正伏在窗口焦急地等待我。我从小是二姨妈带大的，她对我特别疼爱。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还坐在摩托车后面。危险，危险!”二姨妈不住地唠叨着。 我告诉二姨妈刚才送我回来的那个年轻男子是汪嘉伟。她立刻瞪大了眼睛。二姨妈虽已60岁，可一直是个热烈的体育爱好者。因我六姨妈秦怡主演过《女篮五号》，她们对球类比赛都特别有兴趣，无论男排女排，只要是有点名气的运动员，都能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和技术特点，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汪嘉伟当然也是二姨妈最推崇的运动员之一。 “他是中国男排里最好的一个。特别强!” “大家都称他‘网上飞人’，侬晓得哦?” 二姨妈一个劲儿地说，我却没在意听，我已经困得想睡觉了。 那晚离开聚会场所时，我因为走得匆忙，竟把手提包忘在了主人房间里。汪嘉伟知道此事后，充分发挥他的摩托优势，帮我取回手提包并且送到我家里。这样，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
 | | 汪嘉伟、邓星和岳母秦文(中) |
那以后，我俩约会不断。有时和朋友们在一起，有时则是单独的。他那辆大摩托带着我到许多地方去，玩得很开心。在频繁的接触中，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谈话内容也深入多了。他告诉我，他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后来随父母“内迁”到了福建；他的排球生涯从福建开始，少年队，省队，最后选入国家队，在旁人看来似乎一切顺利，实际上他为此付出得很多很多。他还给我讲了许多排球场上的故事，我完全外行，许多事不能理解，譬如他常常提到的“爆发力”问题，我总觉得他尽管个子很高，却很瘦，看起来很单薄，似乎不会有多大的爆发力，可人们都说他的爆发力极好。 “究竟什么叫爆发力呢?”我问，“是不是打球狠，发狠劲就是爆发力?” “狠不等于爆发力。许多人有狠劲，但缺乏爆发力。不需要助跑，原地起跳能扣出重球，这就是爆发力的一种。” 我仍然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我心里明白了：汪嘉伟是我国第一流的排球运动员。
在我们一同出游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感受到他的知名度。常常是我们一走进饭馆，他就被周围群众认了出来，人们一拥而上要他签名。汪嘉伟虽然很愿意满足大家的要求，但对我俩的交谈，这毕竟是一种“干扰”，为了避免这种干扰，后来我们便有意去一些僻静的地方，例如上海市郊的小河边；清晨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游泳池畔；不起眼儿的个体小餐馆，等等。有一次我们甚至坐在一条堆满空啤酒箱的狭窄通道中聊个没完。
汪嘉伟还和我谈起他以前的女朋友的事。据说那件事曾一度在一些报刊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真假参半。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那件事吗?”他惊奇地问我。 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心里清楚，像汪嘉伟这样的名人，女朋友不会只有我一个，我又何必一一去追问?
1984年夏天，我在上海遭遇车祸，左脚踝伤势很重。华东医院为我做了手术后，我决定回到北京我父母家里静养。汪嘉伟正好也要去北京办事，便由他一路护送我赴京。 在火车上，汪嘉伟对我照顾得十分细致周到。真看不出，他这个又高又大的男子汉还会这样温柔体贴地照顾别人。在将近一昼夜的长途旅行中，我俩倾心交谈，彼此都觉得感情已非常贴近，但是谁也没有提出再进一步向爱情发展的问题，汪嘉伟甚至连一点这方面的表示都没有。我们结婚后，我问过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苦笑了一下说：“那时我正处在去向未定的尴尬状况中，哪还顾得上谈恋爱?!”原来，那时在他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一些挫折。
在认识我的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汪嘉伟随中国男排参加世界男排锦标赛。第一场就遭遇实力强劲的古巴队。中国队为这一战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大家憋足了劲非把它拿下来不可。没想到开场只几分钟，主攻手汪嘉伟就脚部严重扭伤，不得不被别人抬下场。这一下中国队实力大受影响，最终输了这场球。汪嘉伟说，再没有比这意外事故使他更失望、更伤心的了。由于他一个人影响了全队的成绩，他觉得十分内疚。第二年，中国男排又出乎意料地输给了实力并不很强的日本队。1983年，他们在亚洲排球锦标赛上再度铩羽；接着在西班牙的奥运会预选赛上又连连失利，没能取得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在遭受这一连串败绩之后，中国男排宣告解散。1984年重新组建，但队员名单上没有了汪嘉伟。这一年举行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男排由于有十几个国家不来参加比赛而在开幕前夕临时递补取得参赛资格。大家都很高兴，汪嘉伟也奉命作好出征准备。但是直到各运动队出发登机，他也没再得到任何通知。他心里明白，中国男排需要调整，他个人也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何去何从，他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心情下，他的确是不会再有精力来考虑个人问题了。
经过多方努力，汪嘉伟得到了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机会。他很高兴，因为他正想好好地充实一下自己。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个机遇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位来自日本的汪嘉伟的“超级球迷”北村医生，主动提出帮助汪嘉伟去日本深造。在征得汪嘉伟同意后，北村夫妇很快为他办好了日本体育大学的入学手续。日本体育大学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牌学校，在日本诸多体育院校中名气最大；校内的讲师和教授大都是日本各个竞赛项目的国家队的教练，讲课水平高，要求严格，曾先后培养出许多世界冠军和世界级的著名运动员。汪嘉伟后来就成了这所大学排球技术学和体育心理学的研究生。
尽管北村夫妇愿意提供很多帮助，汪嘉伟还是决定到日本后靠自己的双手打工上学，不能过多地给人家添麻烦。出国之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我也参加了。汪嘉伟在会上颇有感慨地说：“这一次出去，和过去随队出征世界各地心情大不相同。人生旅途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今后，就要靠自己去奋力拼搏了!” 临行前夕，我俩作了最后一次约会。这一次，汪嘉伟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紧紧地拥抱我，吻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等到那边有了眉目，我一定马上来找你!” 我感谢他的一片深情。但我心里也明白，今后大洋阻隔，天各一方，这许诺能不能经受得住时间、空间的考验；这段感情会不会成为一段没有结果的人生插曲，谁也无法预料，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1985年汪嘉伟两次回国，一次是带领日本一支女排队伍来比赛，在上海仅停留了一天；另一次也是公务在身，来去匆匆。两次恰巧我都不在上海，没能再见到他。待他第三次回国时，我已到日本长崎短期大学读书去了。
|
长崎重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汪嘉伟因为地址经常变动，相互很难通信，所以一度失去了联系。后来他找到我在上海的家里，二姨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她心目中这位“中国男排最好的队员”，并把我在长崎学校的地址写给了他。 没多久，我接到了汪嘉伟从中国福建漳州排球训练基地写来的信。他告诉我，为了备战亚运，他又被召回了中国男排，训练非常紧张。他在信上问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去长崎?”他又写道：“我实在太忙，一直都停不下来。……我一回日本就会来找你…” 信写得很短，这是汪嘉伟一贯的风格。他从来不会把恋爱谈得像演戏一样动人，但他说的话都是从心底里流露出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深信他一定会来找我。记得在哪本书上读到这样的话：“是你的终究是你的。”尽管我们没有约定具体时间，也没有海誓山盟，但我相信心灵的约定更胜于口头的誓言。 我一次又一次回忆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他那熟悉的面容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这才意识到，在离别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多么强烈地思念着他!我不断地想像着我们的重逢会是个什么样子……
 | | 一家三口乐融融 |
终于，长崎威斯利杨短期大学的学生宿舍楼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有人叫我去听电话。我毫不犹豫地认定：电话肯定是汪嘉伟打来的!我几乎是飞一般地冲下楼梯，奔到电话机前。 出人意料的是，话筒里竟传来陌生的日语：“喂，是邓小姐吗?” “是。您是哪一位?”我用刚学会的几句日语应答。 “……”仍然是日语，我一点也听不懂，“啊?您在说些什么?”我只得又问一遍。 对方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是非常熟悉的声音：“是我!嘉伟!我是嘉伟!终于把你找着了!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我情不自禁地欢呼：“啊，是你!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说日语?我完全没有听出来!”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他依然大笑着。 接着他说了一大堆上海话。这久违了的乡音，使我感到亲切无比。我也激动地说了许多许多上海话，我的话快而不停，以至于汪嘉伟好不容易才抓住一个停顿插进了他想要说的话： “我可等不及了，我想马上见到你!我到长崎来看你，好不好?想不想见我?我正要带队去九州比赛，然后我就去你那里。好吗?” “当然好!太好了!”我高兴得不知该说什么才是。 我们当即约定了时间。那时正值我的学校放冬假前夕，我俩约好在我考试结束的当天下午在谏早车站见面。  | | 邓星与儿子崎崎 |
接下来的两周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原来校方要求我们每天很早起床，我觉得太辛苦，现在一点不觉得苦了；学校的伙食依然味道很差，我也觉得可口多了；我本来很讨厌一位日本老师，现在也觉得他顺眼些了；甚至连我最不愿意参加的每天清晨30分钟的“全体大扫除”，我也感到可以接受了。我深深体验到，心中有爱情，感觉是多么美好!我知道，并不是周围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我的心情变了。 经过将近两年的离别，1986年10月，我们终于再次重逢。 汪嘉伟穿过半个岛国，从东京来到长崎。那天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外衣，灰色长裤，背着一个运动员惯用的大包，潇洒、飘逸，我远远地就发现了他。 来不及说什么话，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你怎么剪了头发?”他抚摸着我的短发，有些惋惜地说，“其实长头发也很好，很美!” 我依偎在他怀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我仰起头直视着他，发现他的眼睛在闪闪发亮。他俯下脸，和我的脸紧紧贴在一起。 时间似乎突然停住。什么都不用再说，过去的一切又都回来了。
我们再次乘上车，来到长崎市里。长崎市不大，但傍晚的街道十分热闹喧哗。那带着“长辫子”的有轨电车勾起我们许多共同的回忆。汪嘉伟比我先到日本，他一面走着一面给我介绍日本商店、旅馆和餐馆的风格特点。然后我们走进一间“日本料理”，吃了一顿标准的日本晚餐。 吃饭时，他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在汉城亚运会上与韩国男排激战的情景。他说他刚一站到网前，韩国队的队员们眼神里就流露出“发怵”，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汪嘉伟会再次回到中国男排参加比赛，这倒给汪嘉伟增加了许多自信。他的“超级球迷”北村先生夫妇也专程赶到韩国为他助威。那场比赛的胜利使中国男排扬眉吐气，大家兴奋地大声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他还告诉我，他们曾为欢庆胜利而去吃正宗的韩国烧肉。“那肉是用剪子剪的，而不是用刀切的。”他讲得有声有色，特别有趣。 我这个从来不看男排比赛的人，受汪嘉伟的感染，很为没能亲眼看到那场比赛而遗憾。汪嘉伟似乎完全理解我的心情，他拿出两盘在比赛现场录制的录像带，要我带回学校去慢慢看。 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一直聊到深夜还没有一丝睡意。我们谈童年，谈排球，谈上海，谈日本……重逢的喜悦使我们如醉如痴。尤其是我，我已意识到，汪嘉伟在我的生活中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刻也不愿离开他了。实际上这次相见已经心照不宣地明确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突然间，汪嘉伟很严肃而又有点犹疑地问我：“跟我在一起吧，愿意吗?”他显得有点腼腆。 “愿意!”这句话在我心里回响着，嘴上却没有说出来。我耳边似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对他说：“今晚你叫我走我也不走，我也不会放你走了!” 我把汪嘉伟拉到身边说：“听，我耳朵里有说话声。” 汪嘉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真把耳朵凑上来听，几秒钟后才悟出上了当，大笑着把我拥进他怀里。 那一刻，没有红玫瑰，也没有管风琴的乐声，然而对我俩来说，它却是无比美好和神圣的。
第二天回到学校以后，我的生活中多了许多快乐和期盼。周末的长途电话，下一个即将到来的假期，简短的一张明信片……一切都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学生生活自然是单调而清苦的，然而我却从中感受到了许多的美好。感情上的富有使我沉浸在幸福之中。 那是我在日本度过的第一个秋天。我满怀爱情和希冀，默默编织着金**的梦。我千百次地想像着即将开始的两个人的新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携手创业
1987年4月6日，我和嘉伟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办理了结婚手续。大使馆位于六本木，就在那里的一家“中国餐馆”，我们和几位朋友聚餐，算是小小的“婚宴”。 婚后我们搬进了东京新宿“御苑前”的一座公寓里，面积很小。当时嘉伟还在读书，只是周末为一家公司的女子排球队兼任教练，我则在热狗店打工，两人收入都不多，开支就特别精打细算。我们的“新房”，除一张床是新买的以外，其余便是我俩各自的行李，那情景颇有点像50年代我父母结婚时的样子，和当前一些小青年比起来，我们显然是过于“穷酸”和“不合潮流”了。 为买那张床，我们也伤透了脑筋。嘉伟一米九三的个子，必须要一张很长的床才能容得下他。我们所住的新宿，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大街上各种名牌商店如三越、伊势丹、丸井、京王、小田急等等鳞次栉比，家具店也比比皆是，但我们几乎走遍了所有大街小巷，就是买不到适合嘉伟用的床。后来好不容易在一个僻静角落里一家不起眼的私人小店中发现了一张丹麦进口的大床，据说就是因为尺寸太大而一直投有卖出去，店主人正准备降价处理。我们马上买下了它。 这张大床一放进我们那小小的房间里，马上占去了一大半地盘。进门处有一套简单的电炉装置，便算是“厨房”，另外还有一个极小的卫生间，这就是我们“新房”的全部。说实在话，这间住房倒更像一间集体宿舍或是日本常见的“商用旅店”，但我们很喜欢这个温馨的“小窝”。 有了家，接踵而来的便是一日三餐和柴米油盐等问题。起初我很不习惯，往往到肚子饿了才猛然想起自己还“身负重任”，于是手忙脚乱地到电炉前去折腾一番。更多的时候是两人一起出去，满大街寻觅“中华料理”。记得我们去得最多的是一家名为“隋园别馆”的中国饺子馆。老板是山东人，他那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日本话和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擀着饺子皮儿的动作，使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来店里吃饭的许多是中国人，大家用中国话交谈时产生的那种热烘烘的气氛，给我们带来一种温暖，一种慰藉。因为来到日本以后，我们始终想家，想父母，想念祖国的一切。 我刚刚适应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却忽然发现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化——总觉得身边有股难以忍受的味道，衣服有味，皮包有味，连口红都有味。我把这些东西远远地扔开，那味道仍然缠绕着我，让我恶心，想吐。我直觉地意识到，可能怀孕了! 真是糟糕，在我思想、感情和经济上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它就这样突然地来到了我面前。我茫然不知所措，还有点害怕。
嘉伟那时正带着球队在东京周边地区参加比赛。一个春末的晚上，他回到东京，我照例去新宿车站的东口接他。 一见面，他习惯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我却本能地向后一缩——身体不舒服，我怕别人碰我。 “你怎么了?”他奇怪地问。 “我不对了。” “什么叫‘不对了’?” “我……不是，哦，不，也许是的……如果这个月不来，那就是……” 我语无伦次，不知该怎样把这个还不能完全确定的消息告诉他。 嘉伟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两眼放光，喜形于色，拉住我兴奋地大叫：“真的?太棒了，太棒了!你不会弄错吧?” 看得出，他的喜悦完全出自内心，我立刻被他感染，把“也有可能搞错”这句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肚里，我实在不忍心伤害他的兴奋劲儿。他接着又叫：“走，我们找地方吃饭去，庆祝庆祝!”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向大街上奔去。 经过医生检查，证实我确实怀孕了。从那开始，嘉伟每次从外面回来，总要十分体贴地问我：“怎么样?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有时嘱咐我：“你要多吃点东西，增加营养。”我去医院，他每次都陪我去，把我照顾得周周到到。有一次他还带我去了他任教的排球队，那里的女排队员大都是孩子妈妈，他让我向她们“取取经”。那些“妈妈队员”一见我就热情地围上来：“哟，真漂亮，像松坂庆子(日本著名女演员)!”她们观察着我那凸起的肚子，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是儿子，是儿子。一定是儿子!”“你们看，里面在动，儿子就是好动。是的!”她们的话，让嘉伟乐得满脸是笑。
这年秋末，我飞回北京，在父母呵护下待产。1987年12月1日凌晨两点钟，孩子终于出世。**把孩子小**对着我一晃：“男孩儿!”哦，日本的“妈妈队员”们没有说错。 儿子很瘦很小，重量还不到3公斤，但力气挺大。我竭力抬起头看看他的脸——皮肤带点红色，鼻子显得很突出，眼睛是肿的，呈三角状，样子挺难看。 汪嘉伟在结束比赛任务后匆匆赶来，看着那眼睛还没有睁开的儿子，调侃地说：“像只小烤鸭!” 几天以后似乎出现了奇迹。儿子的脸忽然舒展开来，五官也变了样，看起来端端正正，挺像他那“美男子”父亲。 产假结束，我把孩子留在国内，自己又回到东京。我另找了一份在医疗专科学校教中文的工作，嘉伟则仍然忙他的排球。在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结婚与生育后，我俩又携手开始了新的创业拼搏。
(邓 星)
[ 本帖最后由 力量与美 于 2008-8-9 09:46 编辑 ] |
发表于 2008-8-9 09: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