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次见面，细算起来，应该是16年前的1992年。那一年的夏天我刚考上大学，兴冲冲地去姨妈家报喜。那时罗炼才8岁，还在上小学，而在此前一年，他的另外一个表哥，也刚刚考上上海的一所名校。

许是因为年龄相差太大的缘故，也因为平常相隔太远，这个比我小了近一轮的弟弟，平常几乎不怎么和我们来往。印象中只记得他是个从小就十分内向的孩子，文弱到近似女孩，腼腆到一说话就脸红。至今尚记得的是童年的他喜欢小动物，特别是喜欢和他一样温顺可爱的小羊羔。一次我老家的老山羊刚刚产下两只小羊羔，他久久守候在旁边，一副爱怜难舍的神态，最后直直捧回去一只。

这些沾染着田园风光的童年记忆没多久就迅速让位于现实的奔波劳碌。此后十余年间，我在异乡求学，颠沛于京沪等地谋生，兄弟间更是极少见面。

断断续续传来的消息是，和大多数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一样，罗炼，我这个文弱内向的小表弟，最终也跟随他的三个姐姐——我那些初高中就辍学的表妹们——一起，相继南下到珠三角打工。罗炼的父亲，我的小姨父也在故乡附近的城市寻找打短工的机会。他的母亲，我的小姨妈，像每一个丈夫和子女在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守在乡间劳作守望的农村妇女一样，在老家种地喂猪，勤勉和俭朴到无以复加。

这些断续传来的消息，我大多是从我的母亲嘴里听到。隐约也记得母亲说过，姨妈跟她抱怨小儿子个性过于内向，总是默默看书，不爱跟人交往。但这些经历和遭遇，和千千万万翻越南岭后，星罗棋布在珠三角各个工地和工厂的三湘子弟一样，似乎是命运预先设定的人生轨迹，正常到麻木，让人觉得再追问一句都属多余。仿佛只有在出事的时候，才会让人意识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

最残忍的一次消息，是在两年前传来。

我的天性温柔敦厚的小姨妈，未及从她与生俱来的的贤良美德和勤朴劳作中得到一丝一毫应有的回报，就在老家的一个小房间里撒手西去。等到邻居找到她时，陪伴她冰冷的尸体的，是半瓶白酒和一炉已然熄灭的煤火。那时她的四个孩子和丈夫，都还在外面打工，而她刚刚在几天前独自一人度过了自己53岁的生日。

姨妈的丧事像每个遭逢意外的普通农村妇女一样，在稍显草率中匆匆完成，那是2006年的初春。得知这个噩耗时，我正在冰天雪地的佳木斯出差，心情犹如周遭的环境一样冰冷和阴郁。我至今不知道她的死因，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境在驱使她走向如此绝境。

在我年近70岁的母亲看来，这个最小的妹妹从来不会也不愿向别人倾诉任何痛苦。她总是习惯于默默承受，忍受一切孤单和失望、一切吞噬人心的负面情绪，到再也无法承受时，就会自己悄悄倒下。

母亲说，罗炼的性格，有点像他妈妈。我至今不知道，这个有着一颗敏感而脆弱心灵的小表弟，是如何承受这种遽然袭来的噩耗的，相信这是对他最大的一次打击。我痛悔自己的冷漠和自私，在那时甚至没有想到给这个小表弟哪怕打去一个电话。

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当我两年后再次得知罗炼的准确消息时，他已在两个月前的中秋之夜，从他打工的珠三角大地遽然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他的姐姐姐夫说，他走得如此决绝，甚至没带走手机和身份证，身上也只有区区几十块零花钱。

让人心酸的是，他的那些同样在外打工的姐姐们，竟然因为害怕大人们的责骂和着急，向所有的亲人们隐瞒了这件事，直到弟弟出事两个月后百般无奈之下才悄悄跟我们这些哥哥姐姐说起。

得知此事之后，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另外两个湖南老乡，想起去年此时发生在北京的丈夫拒绝签字致孕妇死在手术台上的事件。

那对被命运折磨的苦命夫妻，丈夫是酷爱读书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玉的湖南衡阳下岗工人肖志军，妻子是那个甘愿追随肖志军走遍天涯也相信梦想终会成真的湖南邵阳女孩李丽云。后者连同她的梦想和腹中的新生命一起，惨死在异乡的手术台上，前者至今不知道是否已从接二连三的人生噩梦中走出来。

去年此时，我曾经到肖、李的老家走访了十余天，这两个湖南青年走过的时光令人感叹。而表弟罗炼的命运又与之何其相似，他留下的字条既让人心惊肉跳，又让人黯然神伤：“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和肖志军、李丽云一样，他也有梦想，他试图让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个梦想和周遭的世界是如此格格不入。

和梦想相比，生活是如此残酷，他的手机只有包括他三个姐姐在内的寥寥几个电话号码，他甚至找不到能听他倾诉的人，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姐姐都不了解他在想什么，而他这些远在千里之外未通音讯的表哥们，又似乎跟他处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只有在他出事后的报道里，我才知道，这个在油漆车间里干活的表弟居然沉浸在庄子的世界里，难道他试图让哲学来承载他的梦想？！

现在想来，16年前我去表弟家里报喜时，我们这些哥哥们通过考学，一个个跳出农门的狂喜和自得，以及在故乡和家族留下的荣耀与口碑，一定给我这个怯生生的小弟弟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可是天之骄子的梦想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命运让他再难复制我们这些人的人生路径。我想即便后来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毕业时也正好赶上扩招后毕业即失业的大潮，可能正在充当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炮灰。以他内向而敏感的个性，或许会有更大的落差。

而等到他随着打工大潮南下淘金时，打工致富的梦想，也早已渐行渐远。在我的故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工致富后衣锦还乡盖房开店的佳话，已渐渐让位于天灾人祸频频相连的种种噩耗。

接到表弟罗炼出事消息的当天，我也接到了另外一个同乡的电话。他在广东汕尾打工的女儿，在一次下晚班坐黑摩的回家的路上，连同摩托车司机一起被中巴车双双撞死……在外十余年来，但凡我手机突然接到来自老家亲友的电话，大半一定是让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不是车祸，就是工伤，或者被某地警方抓起来。

我曾参加过一次在北京召开的同乡会，我这些参会的同乡，多半脸上写着毫不掩饰的焦灼和企盼。他们的焦灼，是在异乡谋生的困境和资源匮乏，他们的企盼，是如何从老乡身上获取可供解困的管道，可以提升的人脉。你可以说这些功名利禄既庸俗又无趣，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苛责他们为了寻求自身梦想的努力呢？

在这样剧烈动荡又希望渺茫的现实中，越是心有梦想而存慧根，想守护着什么的人，越是自绝于这个环境。和肖志军李丽云一样，爱读《庄子》的外来劳工罗炼，其实早已被这列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远远地抛弃在不知身处何处的小站上。

这种痛苦的绝望，比贾樟柯电影《站台》里的北方小县城青年更残酷，因为漫长的打工生涯里，表弟他们已经习惯了从乡村奔向城市文明的人生路径，更无力摆脱这套外界评判成功标准的世俗逻辑。

3年前佘祥林案发时，我的朋友十年砍柴曾发愤激的感叹：对生在农村而喜欢写诗的佘前妻张在玉来说，浪漫是种罪。我想，对身处社会底层“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的表弟来说，有梦也是种罪，越有梦越痛苦。

我甚至又想，对我的表弟来说，如果他仅只是在某条山沟里浑浑噩噩地放羊，在某个小城镇里做呼啸来去的小混混，也许不会有这种痛苦……一次春节回乡时，曾亲耳听到我的几个中学同学在讨论在珠三角抢劫的经历，那种咬牙切齿的兴奋让我极为震撼。这难道就是这个时代给青年们的出路？

（删节版发于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