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初识 15年前，1982年，我第一次见到汪嘉伟。那是在上海，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当时汪嘉伟已是大名鼎鼎的排球明星，经常在荧屏上亮相，受到许多球迷的崇拜。但我这人，从小不喜好体育，男子排球比赛更是从来不看，所以汪嘉伟这名字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更不可能知道他的容貌和名气。那天参加聚会的都是年轻人，大家一起闲聊乱“侃”，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谁。 不一会儿，乐曲声起，舞会开始。一个年轻男子走过来邀请我跳舞。我抬眼一看，哟，那个子之高吓了我一跳，我必须完全仰起头才能和他面对面地说话。我们一面跳舞一面用上海话交谈。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身高多少等等。他一一作了回答。场子里音乐声很响，人声也嘈杂，他的话我大都没听清，只听见他两次回答我：“身高1米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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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嘉伟、邓星新婚第二天摄 |
聚会结束，汪嘉伟主动提出送我回家。他骑着一辆“幸福牌”大摩托，我坐在后座上，双手揽着他的腰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和一个男子接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我有一种安全感，也许是他留给我的好印象使我产生了对他的信任吧。 回到我在上海的家里已是深夜。二姨妈正伏在窗口焦急地等待我。我从小是二姨妈带大的，她对我特别疼爱。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还坐在摩托车后面。危险，危险!”二姨妈不住地唠叨着。 我告诉二姨妈刚才送我回来的那个年轻男子是汪嘉伟。她立刻瞪大了眼睛。二姨妈虽已60岁，可一直是个热烈的体育爱好者。因我六姨妈秦怡主演过《女篮五号》，她们对球类比赛都特别有兴趣，无论男排女排，只要是有点名气的运动员，都能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和技术特点，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汪嘉伟当然也是二姨妈最推崇的运动员之一。 “他是中国男排里最好的一个。特别强!” “大家都称他‘网上飞人’，侬晓得哦?” 二姨妈一个劲儿地说，我却没在意听，我已经困得想睡觉了。 那晚离开聚会场所时，我因为走得匆忙，竟把手提包忘在了主人房间里。汪嘉伟知道此事后，充分发挥他的摩托优势，帮我取回手提包并且送到我家里。这样，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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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嘉伟、邓星和岳母秦文(中) |
在我们一同出游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感受到他的知名度。常常是我们一走进饭馆，他就被周围群众认了出来，人们一拥而上要他签名。汪嘉伟虽然很愿意满足大家的要求，但对我俩的交谈，这毕竟是一种“干扰”，为了避免这种干扰，后来我们便有意去一些僻静的地方，例如上海市郊的小河边；清晨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游泳池畔；不起眼儿的个体小餐馆，等等。有一次我们甚至坐在一条堆满空啤酒箱的狭窄通道中聊个没完。
汪嘉伟还和我谈起他以前的女朋友的事。据说那件事曾一度在一些报刊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真假参半。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那件事吗?”他惊奇地问我。 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心里清楚，像汪嘉伟这样的名人，女朋友不会只有我一个，我又何必一一去追问?
1984年夏天，我在上海遭遇车祸，左脚踝伤势很重。华东医院为我做了手术后，我决定回到北京我父母家里静养。汪嘉伟正好也要去北京办事，便由他一路护送我赴京。 在火车上，汪嘉伟对我照顾得十分细致周到。真看不出，他这个又高又大的男子汉还会这样温柔体贴地照顾别人。在将近一昼夜的长途旅行中，我俩倾心交谈，彼此都觉得感情已非常贴近，但是谁也没有提出再进一步向爱情发展的问题，汪嘉伟甚至连一点这方面的表示都没有。我们结婚后，我问过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苦笑了一下说：“那时我正处在去向未定的尴尬状况中，哪还顾得上谈恋爱?!”原来，那时在他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一些挫折。
在认识我的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汪嘉伟随中国男排参加世界男排锦标赛。第一场就遭遇实力强劲的古巴队。中国队为这一战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大家憋足了劲非把它拿下来不可。没想到开场只几分钟，主攻手汪嘉伟就脚部严重扭伤，不得不被别人抬下场。这一下中国队实力大受影响，最终输了这场球。汪嘉伟说，再没有比这意外事故使他更失望、更伤心的了。由于他一个人影响了全队的成绩，他觉得十分内疚。第二年，中国男排又出乎意料地输给了实力并不很强的日本队。1983年，他们在亚洲排球锦标赛上再度铩羽；接着在西班牙的奥运会预选赛上又连连失利，没能取得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在遭受这一连串败绩之后，中国男排宣告解散。1984年重新组建，但队员名单上没有了汪嘉伟。这一年举行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男排由于有十几个国家不来参加比赛而在开幕前夕临时递补取得参赛资格。大家都很高兴，汪嘉伟也奉命作好出征准备。但是直到各运动队出发登机，他也没再得到任何通知。他心里明白，中国男排需要调整，他个人也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何去何从，他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心情下，他的确是不会再有精力来考虑个人问题了。
经过多方努力，汪嘉伟得到了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机会。他很高兴，因为他正想好好地充实一下自己。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个机遇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位来自日本的汪嘉伟的“超级球迷”北村医生，主动提出帮助汪嘉伟去日本深造。在征得汪嘉伟同意后，北村夫妇很快为他办好了日本体育大学的入学手续。日本体育大学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牌学校，在日本诸多体育院校中名气最大；校内的讲师和教授大都是日本各个竞赛项目的国家队的教练，讲课水平高，要求严格，曾先后培养出许多世界冠军和世界级的著名运动员。汪嘉伟后来就成了这所大学排球技术学和体育心理学的研究生。
尽管北村夫妇愿意提供很多帮助，汪嘉伟还是决定到日本后靠自己的双手打工上学，不能过多地给人家添麻烦。出国之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我也参加了。汪嘉伟在会上颇有感慨地说：“这一次出去，和过去随队出征世界各地心情大不相同。人生旅途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今后，就要靠自己去奋力拼搏了!” 临行前夕，我俩作了最后一次约会。这一次，汪嘉伟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紧紧地拥抱我，吻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等到那边有了眉目，我一定马上来找你!” 我感谢他的一片深情。但我心里也明白，今后大洋阻隔，天各一方，这许诺能不能经受得住时间、空间的考验；这段感情会不会成为一段没有结果的人生插曲，谁也无法预料，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1985年汪嘉伟两次回国，一次是带领日本一支女排队伍来比赛，在上海仅停留了一天；另一次也是公务在身，来去匆匆。两次恰巧我都不在上海，没能再见到他。待他第三次回国时，我已到日本长崎短期大学读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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